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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砺儒与“全人格”教育 　　钱学森虽不以教育家的身份知名，但是他却提出了中国最著名的教育难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道世纪难题也被称为“钱学森之问”。而像钱学森这样杰出的人才又是怎样被培养成的呢？在钱学森的晚年，他列出了17位对自己的成才有重大影响的人，其中一位叫林砺儒。他所倡导的“全人格”教育影响甚至改变了钱学森的一生。 　　林砺儒（1889～1977年），原名林绳直，广东信宜人。出生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父早卒，母患癫痫，由祖母养大。 　　1911年，林砺儒中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而被公派留学日本；1918年3月，回国获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教授，讲授伦理学和教育课程。1922年，林砺儒开始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的主任（即校长）。经过几年的努力，将这所学校建成了国内创新型的一流中学。 　　“六三三”学制 　　林砺儒一生都在从事教育改革的实验。清末民初，教育体制十分混乱，具体学制各省互异。林砺儒任北师大附属中学主任时，适逢教育部公布中小学实行“六三三”学制，即把小学定为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 　　因为之前没有人这样做过，所以就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少有学校敢于尝试推行。林砺儒通过研究发现，这样的学制相比于旧式的学制有其明显的优势，此时初中和高中的时间达到了六年，这段时间恰好是学生人格形成的最关键时期。这段时间越长，越有利于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既然如此，林砺儒毫不犹豫地最先将新学制在北师大附中推行开了。 　　这样的教育实验，林砺儒绝非一时的脑热才引进的，实际上他对任何教育实验都抱有十分谨慎的态度。他认为，进行教育试验，事前必须（1）于学理上有精深的研究、讨论；（2）于实际情况有周到的考虑，务求适宜；（3）经过虚心静气的会议协商；（4）准备充足的应用工具；（5）实验动机应是纯粹为儿童求实益，绝不是替学校博虚荣，更不是为教员个人出风头。他说：“苟未有十分把握，凭一时的联想，或趋时髦而轻于尝试，便是妄动。”“若为教员自己出风头，弋虚誉，而敢于妄试，则简直是不道德的行为。” 　　为了适应新学制，他组织教员制订规章制度和教学计划，编写教材，从而使师大附中在全国中学教育占据领先地位。 　　“全人格”教育 　　在林砺儒长达六十年的教育生涯中，他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教育思想，既包括平民教育思想、中等教育思想、师范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等，而这其中最具光辉的无疑是中等教育思想的核心――“全人格”教育。 　　林砺儒提出“全人格”教育的时间很早，1922年，在其就任附中教育主任的就职演说中他就讲到：“中学教育是全人格教育，其基本任务是文化教育，是人们需要的普通文化修养的最高水平。” 　　“教育要陶冶健全有用的公民，可以参与政治，可以肆力生产，可以效命疆场，可以从事职业，可以研究学术。”这是林砺儒对“全人格”教育最贴切的概括。 　　林砺儒说：“一个完整的人格，必包含有动物的、人类的、公民的、职业的四种资格。”他所说的这些资格，实际上完整地体现了人在教育发展中所应有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只有具备这些特征，人才能健康自由的发展。林砺儒重视基础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把人格培养作为教育的目的而非手段。在林砺儒的教育理念中，中学教育不是为某种职业做准备的教育，而是为学生的一生培养“全人格”。 　　1923年至1929年问的六年是钱学森在北师范大附中就读的时间，这六年被钱学森称为“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而此间，钱学森成为林砺儒“全人格”教育思想的直接受益者。“全人格”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才并非只有钱学森一人，当时与钱学森同期或相近的学子还有哲学家张岱年、经济学家于光远以及其他十几位院士。 　　全人格教育是林砺儒针对以前教育的不足而提出的，并在北师大附中得到了成功的实践，作为附中的校长，他主要从教学改革、课程改革以及评价机制改革等方面做了巨大努力。 　　教学改革 　　在教学改革方面，林砺儒主张改变以往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而应当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为此，林砺儒带领学校全体教师自编教材，充分调动了教师的主动性。为了使自编的教材更好地适应学生，行动之初，林砺儒就制定了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按照学生的接受能力，由简而难，由浅而深，由表及里，循序渐进。” 　　据统计，1922至1931年间，附中教师出版的教材达29种之多，其中著名的有林砺儒编撰的《伦理学要领》，程延熙、傅种孙编撰的《初中混合数学》等，这些教材不但使附中的学生受益匪浅，而且多数还流传到其他学校，并广受好评。 　　在教学的方式上，注意师生的互动和答疑。在教学的讨论中，“提出意思不明了处，令学生讲解，提出原文简单处，令学生补充；提出与别篇不同之处，令学生比较，提出思想上应订正处，令学生批评。多予优等生以发表意见之机会，注意劣等生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