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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文化在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表现 　　【摘要】日本文学史上曾有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一个是1968年的川端康成，继川端康成之后的大江健三郎是第二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籍作家。在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作品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出深厚的日本文化所散发的独有底蕴。尤其是在他的作品当中，森林被赋予了丰富且深刻的内涵。一种“森林意识”始终潜藏着。“森林”，成为了大江健三郎作品中不可缺少的“舞台”，“森林”也因此成为我们用以解读大江文学的一把钥匙。大江作品中关于森林的描述，更多原因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作者对日本森林文化的切身感悟分不开的。大江健三郎受日本传统的森林文化影响和熏染是深刻的。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 森林文化 文学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作家，1935年出生，其出生地是爱媛县的一个四面被森林环抱的山村。他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之路开始于1957年，笔耕不辍；于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当今日本以至于世界文学的一朵奇葩。他以诗的语言创创造出一个个想象的世界，描写当代人的不安与困惑，并且去积极的探求人怎样摆脱困苦的突破口。有人曾评论说：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森林和峡谷村庄似乎是可置换的意象。曾说，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乌托邦是“我的故乡里的森林”和“森林峡谷里面的村庄”。同样和“峡谷村庄”一样，大江的作品里“森林”常常以人物的“再生”之地出现（如1979年作品《同时代的游戏》），或是核时代里的隐蔽所出现（如1968年作品《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在绵长的森林延长线上，还矗立着“树”的意象。在他的作品中对树的描述几乎达到了偏爱的程度。在他的“雨树”系列作品中，他之所以把“树”当做“死和再生”的象征，以及他最后的一篇小说也仍然以树作为主体（《燃烧的绿树》），这些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大江健三郎说，树是帮助他走入想象境遇的旅行器械，是其“接近圣洁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的媒介。”仅仅把“森林-峡谷村庄”作为对大江作品的理解的关键符码，这是不够的。它们对大江的作品有着更为深刻的联系，它们对大江小说方法的形成以及其小说的独特认知方式的形成，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大江曾在回忆中写道：“3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冲绳和美国，并在那里短暂停留。冲绳固有文化超越近代而直接接通古代的特质，以及其与日本本土上天皇中心纵向垂直的秩序相并行的……异文化共存结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为媒介，我得以重新发见森林里的村庄的文化结构。” 　　相对于主流文化的天皇中心的单一封闭性和绝对性，大江明锐的看到了在边缘的村庄和森林文化的丰富、多样、开放的形态。以这一发见为契机，大江直接创作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大江说：“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然而七十年代中期之时，作者则提出了边缘和中心的对立图式，且把它作为创作小说的基本方法来进行讨论。作者认为，小说“从边缘出发”，是可以整体地表现当代世界、把握住当代危机本质的根本，“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对森林的生动描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笔下，对于森林的描述，这个与他的生活经历和对日本文化的深刻感悟有关，本文以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森林描述，来阐释日本森林文化对其的影响和熏陶，借以更加准确地认识大江健三郎及其作品，从而更好地了解日本的文学和日本的文化。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与日本爱媛县的大濑村。这里四周都是茂密的森林，其刚刚走进小学之时，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刚进小学时，在其9岁之时父亲去世，战争的爆发，又让其两个哥哥走上了战场，在其10岁时，日本投降，之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受新宪法中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使其产生了反侵略和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他从的口中听到的各种故事成其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丰富养料。母亲和祖母故事中关于森林中的精灵鬼怪“灵魂”、“大树”都是其在日后文学创作中重要的意象。其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同时代的游戏》，《饲育》，《洪水淹没我的灵魂》和《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等都充分表现了日本森林文化。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把森林当作摆脱生之困境、灵魂再生的境界居所，是理想的“ 乌托邦”，是“隐蔽所”，更是充满不安和困惑的地方。 　　渡边广士在《来自森林的黑马――大江健三郎印象》一文的解说中说道：“为了追求思想与感受的一致性，大江健三郎从森林中疾驰而来。但很快又回归到森林，随后被森林放逐在外，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又再次回归到森林深处。”对此，黑古一夫也曾分析道，“从森林中急驰而来”象征着大江健三郎从四国山村来到大都市东京，追逐主流文化的宿命，“其很快又回到森林”、“被森林放逐在外”分别指小说《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和从《我们的时代》到《十七岁》这一期间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