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元好问《鹧鸪天》词中的隐逸与道家情怀.docVIP

浅析元好问《鹧鸪天》词中的隐逸与道家情怀 　　摘 要：元好问一生创作的词有将近400首，其中《鹧鸪天》词牌数量较多，且贯穿其创作历程。本文重点从《鹧鸪天》词作中分析其隐逸与道教情怀，并揭示其内在原因。 　　关键词：元好问 《鹧鸪天》词 隐逸 道家 　　一、元好问《鹧鸪天》中隐逸作品展现的独特心路历程 　　（一）金亡前的隐逸情怀 　　元好问一生时运不济，年近不惑，方才为官，32岁登进士第，35岁权国史院编修，[1]据《金史?卷五十五》记载：“国史院先尝以谏官兼其职，明昌元年诏谏官不得兼，恐于其奏章私溢己美故也。”又有：“编修官，正八品，女直、汉人各四员。明昌二年罢契丹编修三员，添女直一员。大定十八年用书写出职人。”遗山空有报国之心，却无用武之地，作为一名正八品的编修小官，他受着极其不公正的待遇。这段时间前后，遗山写了《鹧鸪天?总道忘忧有杜康》（1222年）、《鹧鸪天?著意朝云复暮云》（1224年）、《鹧鸪天?楼上歌呼倒接》（1225年）、《鹧鸪天?抛却浮名恰到闲》（1225年）、《鹧鸪天?身外虚名一羽轻》（1229年）等词作，表达自己长期困于科场、郁郁不得志的愤懑以及对官场黑暗的痛恨，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之情。 　　遗山37岁初镇平令，38岁转内乡令，40岁开始“丁母张夫人忧，居内乡白鹿原”，42岁“终丧辟南阳令”，后“内迁尚书省都椽”，43岁“在京师官东曹椽吏部主事”，44岁哀宗出奔，他被留守京师，为“左司都事”，他从35岁权国史院编修到44岁汴京失守，中间再除去三年丁艰，一共为宦6年。[2]又据《金史卷?五十五》记载：“左司都事二员，正七品，贞元二年，左右司官，宫中出身、并进士、令史三色人内通选。三年，以监察御史相应人取次禀奏，不复拟注。掌本司受事付事，检勾稽失、省署文牍，兼知省内宿直，检校架阁等事。右司所掌同。”元好问在金哀宗国危时受命，也不过得了一个“左司都事”的小官。这对于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意味着“出世”的理想无法实现。[3]幺书仪在《元代文人心态》一书中谈到：强烈的愿望和这种愿望实现的渺茫性之间的冲突，使这些文人感到无所归依，内心充满了痛苦。所以他们心中自然在寻求一方净土，希望让无所慰藉的心灵找到精神的寄托。笔者认为这样的“隐”也不是真隐，只不过是在无奈的社会环境中作出的一种“趋利避害”的选择。 　　笔者认为元好问在官场中的郁郁不得志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当时，金朝的吏治已经到了腐朽的程度。章宗时，虽“好儒恶吏”，对文人士大夫推崇至极，但明昌党祸发生以后，文人的这种地位已经大大动摇了。同时在章宗时期近侍擅权，致使处于外廷当中的众多文人得不到信任，反而还受到猜疑甚至排斥。章宗卒后，卫绍王即位，之后不久，蒙金战争爆发，卫绍王执政时期，“以暴易仁”。宣宗即位后，并没有实质的改变。[4]《金史?卷十六》赞曰：“宣宗当金源未远，虽乏拨乱反正之材，而有励精图治之志。迹其勤政忧民，中兴之业盖可期也，然而卒无成功者何哉？良由性本猜忌，崇信?御，奖用吏胥，苛刻成风，举措失当故也。”[5]又据《金史卷?五十一》：“宣宗南渡，吏习日盛，苛刻成风，殆亦多故之秋，急于事功，不免尔欺。自是厥后，仕进之歧既广，侥幸之俗益炽，军伍劳效，杂置令录，门荫右职，迭居朝著，科举取士亦复泛滥，而金治衰矣。”从材料中可以看出，金朝对待文人的政策已完全发生了转变，汉族士人的政治仕途遭到压缩，儒家思想消解，功名意识一定程度上缺失。 　　（二）金亡后的隐逸情怀 　　另外，我们从遗山在后期所写的一些《鹧鸪天》词中也可以看到遗山心态的一些变化。遗山于金亡后便不出仕，这当然与其坚守遗民之志有关，同时也与元初建立之时，统治者一度废止了科举，知识分子的地位大幅度下降有关。那么写于这一时期的归隐词与前期相比，最大的不同便是词人将自己的身世之悲、丧国之痛结合了起来，这样的隐逸词便更加沉郁和凄凉，所以即便是词人应耶律楚材之请赴京之时，他还是吟出了“苍龙双阙平生恨，只有西山满意青”的词句，当时的词人已然54岁，这种强烈的漂泊失意和抱负未展的情感充斥于胸中。虽然还偶有这样愤世嫉俗的情感喷薄而出，但总体上讲词人老来的心境其实更为平和了。如果说前期主要是因混迹官场无所得而引发归隐之情，那么后期的无归宿感则更加强烈了，也正是这样，词人比以往更加渴望过上隐居田园的生活。如其《鹧鸪天?拍塞车箱满载书》中的“年年此日如川酒，千尺青松尽未枯”，《鹧鸪天?华表归来老令威》中的“墓头不要征西字，元是中原一布衣”，《鹧鸪天?枕上清风午梦残》中的“湖山似要闲身管，花柳难将病眼看”，另外还有《鹧鸪天?宿酒消来睡思清》中的“无穷宇宙无穷事，一笑山城打六更”等。从这些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词人比早期更加超脱。其他如《鹧鸪天?短发如霜久已拼》中的陶潜菊意象，《鹧鸪天?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