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问题导学”模式下问题的设置.docVIP

浅议“问题导学”模式下问题的设置 　　笔者近来听的一节以问题导学为主题的历史公开课，是必修一的第25课《两极世界的形成》。课堂中有一个环节是让各小组进行自主学习，围绕的问题是“思考为什么说美苏冷战是二战后的客观必然趋势”。坦白地说，笔者一听到这个导学问题，很吃一惊，这个命题真的成立吗？课后，笔者怀着茫然困惑，专门查阅了相关的书籍，主要参考了王斯德教授主编的《世界当代史（1945～2000）》和曹胜强教授所著的《现代国际关系史》。 　　王斯德教授一书在“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对冷战做解释时，明确说“冷战的起源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客观上，二次大战引起的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为两大阵营的出现及美苏两大国干预全球事务的可能性提供了条件；主观上，美苏两国凭借其在二次大战中取得的优势和实力企图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自己的影响或建立安全地带，从而引起利益的冲突和战略目标的对抗；双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加剧了这种对抗与冲突；双方决策者在判断对方的行为意向及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时所表现的目光狭隘和手段僵硬，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乃至走到了战争的边缘。由于兵戎相争并不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也为刚刚饱尝战争之苦的世界人民所反对，因此，冷战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①在本书中，在分别讲了“战后初期美国的全球战略意图”和“战后初期苏联的外交战略”之后，还专门以一个子目讲了战后美苏两国“最初的冲突和猜忌”，也清楚地指出了冷战所涉及的主观因素。 　　具体来说，二战后各交战国刚刚脱离战火，在一心渴望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因美苏双方根深蒂固的敌意一步步加剧着彼此的对立，毒化了战后的国际环境。苏联方面，斯大林对战后世界局势的认识在苏联对外决策中主导性作用。二战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斯大林就曾表达观点：“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到之处。”②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又提出新的战祸不可避免，苏联应增强国力，加强备战，以防不测。而美国方面，虽然二战中苏联对有些国家来说属于解放者，但在西方国家眼里，苏联代表着极权主义，是对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威胁，西方国家也将东欧看做是封锁、遏制苏联的防疫地带，③这些观点长期存在，疑虑始终没有消除，二战时期也只是被战争背景下的联盟关系所掩盖而已。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发表了一次让西方感到咄咄逼人的演说，其中观点明确地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的、平衡的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演说震惊了西方，特别是美国，西方国家的隐忧再次浮上水面。比如美国最高法官道格拉斯称斯大林的演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西方许多人士同意此观点。①再如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的长文电报，认为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将极力扩大其势力范围。为此，美国不能再犯二战前英法对德国曾犯过的绥靖错误，宣称“美国必须把苏联视为政治上的对手而非伙伴，必须用消除共产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软弱和脆弱的地区的方法，来遏制苏联”，正是乔治?凯南首次提出遏制思想，明确为美国的领导集团献上遏制苏联扩张的冷战政策，成为杜鲁门政府认识苏联、制定冷战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②丘吉尔的演说也明确指出，苏联的“扩张和传教倾向”是没有止境的，是“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威胁”。③美国作为拥有能主导战后世界局势实力的超级大国，战略总目标是主宰世界，美国称霸世界和苏联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迎头相撞。“以原子弹为外交力量”的杜鲁门总统，也就逐渐背离了前任总统罗斯福希望战后继续保持与苏联的联盟关系的设想，盟友逐渐变成对手。④ 　　此外，白建才教授《冷战的起源》一文也论证了以美苏争夺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是多种因素合力的产物。他强调指出，冷战也直接产生于苏联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碰撞，英国对冷战的爆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原子武器出现后，美国利用独家掌握的原子弹耀武扬威，对苏联采取强硬对抗政策，恶化了美苏关系，加速了冷战的爆发。”⑤ 　　根据以上所述，已经不难认识到：美苏冷战是美苏两大国客观上有利益分歧，主观上又互相猜忌的结果。既然有主观方面的原因，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就被认定是客观必然的呢？倘若历史的发展演变尽是必然，那我们的历史研究难免会陷入宿命论的怪圈，我们人类岂不就成了被上帝的神秘之手所操纵的提线木偶？然而事实是，冷战恰恰是我们人为选择的，并且是美苏双方在彼此互动的猜疑、选择和竞争中，逐渐展开并深化的。归根结底，是人选择了冷战，而不是冷战选择了人。历史创造人，但人也创造了历史。如果当时美苏两国的领导人不是杜鲁门和斯大林，也许冷战就不会发生，起码不会在同一时间节点以这样的面貌发生。 　　所以，说美苏冷战是客观必然，是一个片面的命题。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指出过，从正确的前提出发，可以推导出正确的结论，而从错误的前提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