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新文化运动.doc

第三节 二十世纪的新文化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构成了中国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必然一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著名论断：“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毛泽东一面领导着民族革命战争，一面关注着中国文化建设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中，毛泽东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提出了构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总任务。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63 页。）特别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文化等一些重大问题，《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最集中、最系统的体现，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代文艺理论格局和新时期文坛光怪陆离的现实,我们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仍然有其不容忽视的当代意义。 关于《讲话》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文艺服务对象的问题 。强调文艺的人民性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观点。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在读一些旧小说时就曾发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大部分旧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帝王将相、圣贤君子、英雄豪杰，而没有占多数的人民群众呢？这种疑问可以说是毛泽东注重文艺人民性的最初萌芽。随着思想的成熟和世界观的确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之后,毛泽东对这一间题有了更清醒而系统的阐述。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曾指出:新文化应具有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提出中国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毛泽东更直接地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这种强调文艺人民性的观点在《讲话》中则被毛泽东更明确地概括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毛泽东明确指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分析，“当下的文艺大抵分为三类：一类是封建文艺，封建文艺是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第二类是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为资产阶级说话。尽管梁实秋等人宣称文艺是超阶级的，实际上他们是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第三类是为帝国主义的以周作人、张资平为代表的‘汉奸文艺’，这三类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党需要的新文艺，应当是无产阶级大众站在一起的文艺创作。”自古以来文艺必将属于一个阶级，因为文艺创作者本身就属于一定的阶级，有一定的政治立场。我党需要的新中国新文化，应该是与无产阶级大众站在一起的文艺创作，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文艺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讲话》指出其中“人民大众”的概念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工人。工人是领导革命的主要阶级。第二是农民，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作为革命战争主力的武装起来的工农军，第四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我们的文艺就应该为这四种人服务。”文章指出，“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离开这个根本，离开这个原则的创作，就离开了广大的现实基础，我们需要文艺，我们需要精神食粮和意识形态，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以现实基础为依托的意识形态、文艺创作。只有做到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研究群众，与群众交朋友，才能挖掘出人民大众的真实情感和需要，才能做出大众的文艺，从而丰富人民的生活达到寓教于乐的思想，团结民众，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讲话》还谈到了如何去服务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向题，原则的问题”，“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可见,毛泽东所谓的普及与提高仍然首先是从接受者的角度考虑的。从这一思路出发,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深人生活、深人群众、深人接受者的观点。“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只有用工农兵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