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流行音乐史.docx

三十年代流行音乐的传播随着时光的逝去，时代已发生很大的变化。社会稳定，人们的文化需求也更多元化，对文化历史的认识也更成熟。比如对30年代的文化历史，更多的人表现出骄傲和肯定，甚至一直有个说法，说3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的“文艺复兴”时代。这些都应是理论家们研究的事情，从我个人理解看，我认为一是时世造英雄，推翻帝制、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带来对外来文化营养的汲取和民族文化的提高。二是传媒的发展，如无线电台、留声机的诞生，特别是电影业的发展，大大加速了歌曲的传播，再加上同时应时运而生的几位有天分的音乐大家，中国的流行歌曲才几乎是刹那间诞生而又转瞬间达到非常高的高度。那时创作出来的歌曲，往往简练而动听。有的有着欧美歌曲的印记，如《教我如何不想她》（确切讲这首应该划归艺术歌曲类）、满场飞、桃花江等。不久前在青歌赛上还听徐沛东评委提到，陈歌辛创作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在当时传入美国时，马上得到流传，有意思的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以为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歌曲；有的歌又有浓厚的民族风味，如《街头月》、《拷红等》。最近我在央视的一个节目广告中听到，《卖相思》也被用在一部即将播出的连续剧中，这首歌也颇有地方小调的风格。我觉得无论是哪种风格都能当作现在音乐人创作的典范。三十年代后的歌曲走向以及三十年代流行音乐被允许的存在在以往，三十年代（及随后的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常被斥为靡靡之音，这或许和当时历史条件有关。和随后的流亡歌曲、抗战歌曲等等比，流行歌曲似乎“惭愧”些。但退一步讲，在任何情况下，民众也有享受生活、憧憬美好或哪怕是苦中求乐的权利和需求，那么流行歌曲的存在和发展也是合理的了。记得我小时听我妈说，我的姐姐们那时都是流行歌曲的爱好者，她们也并没有被“麻醉”，解放后都工作了，工作中也都很优秀。我还记得一件小事：我有一天在小摊上卖到一张很小的印有周旋头像的歌片《拷红》，看到的大人们都很兴奋。据说这歌是电影《西厢记》的插曲，那时当电影里开始唱这首歌时，几乎现场观众都齐声随着演唱。流行歌曲伴随了他们的年轻时代。三十年代的歌曲，从音乐的角度讲也是民族艺术的瑰宝，它们被传唱至今就是证明。如果进行调查，我相信《何日君再来》必定是华人世界里，传唱最久最广、会唱的人最多的中国流行歌曲。现在音像商店里可以看到成套的录有上百首的三十年代歌曲合辑。其实历代的歌唱家都没有忘记它们。从张权、周小燕到邓丽君、叶丽仪、罗文等等。现在，以演唱细腻著称的崔光岩、费玉清也都出了这方面的专辑。三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将流传到永远而“文革”前被判“十足”色情的《桃花江》，则是“十足”的蒙冤，这是黎锦晖及歌舞社被困马来西亚时，与夫人徐来在海边思念湖南家乡风景如画的桃花江，有感而作。毛毛雨谁家巧作断肠声？是西湖的那一场霏霏细雨牵动了黎锦晖的情愫，潋滟的湖光，空蒙的山色，催生了中国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1927年开始，由黎锦晖女儿黎明晖首唱的这首歌，在中国流行歌坛中曼妙起了浓雾般的“桂花瘴”。（但是抛开时代因素，对三四十年的流行音乐进行具体客观分析，它并不都是“黄色音乐”，歌曲题材是多样的，具有与都市文明和民俗相契合的各类主要特征，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如今，一面是对曾今被认为没有保留价值的东西在历史的优胜劣汰后仍然存在的这样一个事实，一面是对于目前严肃音乐不景气和流行音乐急功近利的商业化状况所做的种种冷静客观的探讨和痛心疾首的呼吁、对音乐本身的强调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当今的某些文化现象，而正是这种对文化的漠视正导致了如今音乐创作距离我们曾经有过的辉煌越来越远。我们有必要去面对和正视早期流行音乐的历史价值，以及由此给我们、给现代的音乐、给当今的文艺创作带来诸多的思考。）培养聂耳周旋黎锦晖与聂耳，其实就是师生关系。但长期以来，作为《国歌》作者“对立面?”的黎锦晖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屡遭批判。无论音乐史教材、纪念文章，都是继承了“对立面”的这一说法。黎锦晖带着明月歌舞团回到上海后，继续招生，由黎锦晖亲自面试，招收了一批新学员，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音乐家聂耳。黎锦晖和聂耳这对师生私交一直不错，据当年明月社一起共事过的王人艺说，聂耳对黎锦晖是很尊敬的，他提出要跟黎锦晖学作曲，黎锦晖诚恳地答应了，教聂耳从学习注意字母入手，改掉他的昆明方言，掌握国语音韵。在生活上也象家长似的关怀，有一次聂耳患上疟疾，躺在床上瑟瑟发抖，黎锦晖派人送他去医院打针，第二天见聂耳又在练琴，黎锦晖很是心疼，坚持让他回宿舍休息。在聂耳的日记中，多次写下了对黎锦晖表示敬佩的文字，即使是在黑天使事件之后，聂耳的日记中也不乏自责和内疚，甚至过了大约半年，1933年1月30日（此时聂耳已离开明月社）的日记中他还写道：“听了黎锦晖处新收的唱片，音乐却有很大的进步（详说黎与聂之间的故事、就是革命与流行音乐之间的对峙，和双方之间不同的看法，还有书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