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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警务战略 Contents 第一节警务概述 警察勤务 有关中外警察制度、警察组织、警察队伍建设与管理的活动称为“警政” 有关中外警察履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职能之全部职务活动，也就是中国俗称的“警察（公安）业务工作”，称为“警务”。 本书是从狭义上使用“警务”概念的。 警察勤务是指总体警务中的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阶段性的行动。 警察勤务属于应用警察学的研究范畴。 二、警务风格 警务风格指警察部门处置犯罪和治安问题的整体策略 英国学者划分的警务风格 詹姆士·威尔逊的警察风格学说 其着力点主要在于占支配地位的组织风格及其对警察的影响。威尔逊提出的警察风格包括三种类型： 一是更夫风格（The Watchman）。该风格着重对秩序的维护，在评估刑事犯罪时主要依据其即时后果而不是主要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它盛行于警察的政治时代。 二是法治风格（The Legalistic）。该风格奉行严格执法原则，在工作中较少行使自由裁量权，而是统一执行法典的规定。它盛行于警察的改革时代。 三是服务风格（The Service Style）。该风格强调提高生活质量，注重参照社区的各种准则采取非正式的制裁手段，它盛行于成功推行社区警务的警察机构。 三、警务模式 （一）政治警务模式 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地方警务为政治所统治。这一时期的发展被看作警务的政治模型。 （二）合法警务模式 （1920-1960年）警察应根据法律标准和政治政策决策，且不受政治或个人考虑的影响。 （三）警察的服务和权变模式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警察的变化开始融合了合法时代的思想和那些我们称之为服务和权变模型的部分思想。 权变模型与问题导向警务相似。就是将警察的反应建立在对犯罪的系统分析之上，而不是指对每一个案件作独立反应。 第二节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略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出和形成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原则最早在1979年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报告》中已经初步形成。 1981年6月，党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其中明确提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指出：“为了争取治安情况根本好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 1991年1月，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 会议对多年来各地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经验进行了总结，确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指导原则、工作范围、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解决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一系列重大问题。 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这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从此，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综合治理成为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造福百姓安居乐业，实践依法治国方略的一项牵动全局的重要工作。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略方针——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广泛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多种手段，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人员，逐步限制、消除产生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建立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保护人民安居乐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略方针——原则和特征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原则是：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谁主管，谁负责；属地管理。 它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综合性： 一是治理力量的综合性，即由各级党委、政府直接领导，组织各有关部门、有关方面齐抓共管，同时动员社会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 二是治理手段的综合性，即要求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综合治理； 三是工作环节和层次的综合性，即要求协调做好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各个环节和层次的工作，发挥它们的整体治理功能。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经验 责任制是综合治理的“龙头”； “综合”是综合治理最大的优势； 人民群众的参与是综合治理的力量源泉； “严打”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 基层基础工作是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关键； 基层安全创建活动是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有效载体； 加强教育是综合治理的根本措施； 大力加强综合治理领导和办事机构建设是推动综合治理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 主要环节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概念 基本特征 第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由多元防控主体构成的统一整体。 第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具有一定层次结构的警务系统。 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