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汉唐时期主流思想文化的确立与调整.pptVIP

第五讲：汉唐时期主流思想文化的确立与调整 本讲主要探讨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由地方郡县制而集权中央，君主对中央与地方实行独裁专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或者是主流思想文化的确立与调整的过程和特征。它包括法家思想建立国家权威、维护君主神威的尚法重刑，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虚君尚静的休养生息，独尊儒术而兼融诸子，在社会管理方面汉承秦制， 国家权威因“大一统”观念而得到固化，君权神威虽有些“屈君而升天”的调整（意欲申述：利益之上有正义、强权之上有良心、君威之上有天鉴），但同时有“屈民而升君”的修补，所以“奉天法古”、“天人感应”构成了经学时代主流思想文化的特征。 而在社会生活中，由“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政府意志完全统摄百姓的社会生活，到与民休息、由民生养，百姓的生活由百姓自主，再到倡导教化、表彰孝悌，以礼仪渗透辅佐法制管理，进而实现社会有序。汉代经学是主流思想文化在经过再三抉择后最后确立的标志，而“玄学”的出现展示了作为传统主流的儒、道两家再一次交融、互补。 这虽然是思想文化适应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同时使两家思想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理论平台，后来唐代出现思想文化的儒释道三足鼎立，以及宋明理学对传统的转型，都是从这个台基上起步的。 一：主流思想文化的最终确立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传统思想的成长期，但又表现为春秋时期各主要学派新生、创发、标新立异、宣扬自己主张的时期，诸如道、儒、墨、法、名等都各自宣称自己对天道、人道、自然、社会、生命个体、运动生化、感性认知、理性思辨、直觉体悟以及价值意义等等方面的独到认识， 进而展示出各自对理想人生终极关怀的差异和特色；到了战国时期，过去“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国称雄争霸的时髦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被强国凭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兼并弱国、扩张势力、瓜分天下、弱肉强食、渐趋一统的潮流所取代。社会政治领域由春秋时期的尊天子而王诸侯，发展为战国时期的强君势以树君威, 构建在社会公权管理方面的君主独裁的新模式。这方面主张消解传统社会结构的法家顺应历史潮流以变法改革出尽了风头，虽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却也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伴随这种由多元趋向一统的社会存在，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不同学派间的交流、融通、吸收、综汇，不再是各唱各的调，不再是一味地指斥对方、否定对方，而是相互间有批判、有比较、有 沟通、有吸纳。如果说道家的庄子与儒家的孟子只是批判、比较、与沟通的开始，那么稷下黄老之道与儒门荀子之学在交流、融通、吸收、综汇等方面可谓是典型代表。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是法家变法改革、消除旧贵族势力、鼓励全民守法、强化中央集权、维护君主专制、实现富国强兵的必然结果。秦王嬴政自信功过三皇、业比五帝，于是觉得自己在六级之内、 八荒之中无人可比。秦国自孝公、商鞅以来变法图强，坚持法家的主张和实践，最终使这个关中弱小之国强大起来并灭掉六国一统天下。所以秦始皇称帝后从骨子里就没有看得起除法家之外的中原其他学派，对具有厚实社会基础的传统思想文化诸如儒、道之学，他也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更谈不上用心仔细琢磨（虽然吕不韦 下了很大工夫著成《吕氏春秋》为之做了准备——吕不韦也是赶时髦，当时魏有信陵君、赵有平原君、楚有春申君、齐有孟尝君养士论学议政，他是庄襄王的恩人，三年后小嬴政即位而他继续掌实权，故能养士三千.可惜事业上的大作为被生活上的不检点葬送了而后果严重）。因为法家的主张与实践已经使他富有天下、功迈千古了。 中国历史在由“家天下”到“私天下”的一个关键性转折点上，在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确立的重大问题上，遇上了一位胆识过人、功业盖世、独断专行而刚愎自用的君主，应用了一个简单的算术方法，即1+1=2的方法（如果用吕不韦的设计或者照《吕氏春秋》的指导思想做，中国的历史将的重写）。 秦始皇坚信法家能使秦国统一天下，也一定能帮助他管理好天下。当他发现自己的愚蠢要求被方仙之士（战国之前荆楚多神仙、燕齐出方术，而后南北合一，有神仙方术之士）欺骗了之后，他也更坚信儒、道、墨、名之徒都是不利于社会安定的伪君子、“五蠹”之类， 所以一旦诸如李斯之徒借端发难，继六国旧贵族之后，中原诸子之学便迎来了严冬。“焚书坑儒”之后，倡导“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全社会以法家思想主张为宗。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就这样轻率地树立起来了。 法家的思想主张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覆盖了华夏民族的社会管理领域，而且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蔓延。商周以来的礼仪之邦、德治文教，第一次受到由国家公权组织牵头的尚法轻礼、严刑苛政的冲洗，这是一种具有戎狄文明风格与法家思想主张结合的强权政治文化对中原传统思想文化的冲击。 其实秦始皇在确立法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时已经忘记了法家的一个重要信念，或者叫社会历史观：“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法家的生命力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