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讲论语体例.pptVIP

《论语》成书背景（一） 时代变化，周室衰微，礼崩乐坏。 马王堆帛书《四度》：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世取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堕废……君臣易位谓之逆。贤不肖并立谓之乱。动静不时谓之逆。生杀不当谓之暴。乱则失职，逆则失天。暴则失人。 刘向校《战国策》书记云：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谳，苟以取强而已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论语》成书背景（二） 体制沿革，奴隶制、分封制、宗族制转变为封建制、私有制、集权制 目前通行的古代史分期，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线定在春秋战国之际。这种分期无论在理论上和史实上都证明是很难成立的。我们根据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论述、（《中国通史简编·绪言》，1964年8月版。）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经济学家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版。）将西周定为中国初期封建社会(领主封建社会)；春秋时期(前722—前481)为领主封建社会向地主封建社会急剧过渡。孔子所处的时代(前551—前479)，正是春秋战国之交，适逢动乱剧烈的年代。 孔子时代，宗法封建领主制正在趋向没落，公社性的农村组织逐渐解体，土地私人占有化已在开始，地主经济可说已经萌芽。孔子处在这个过渡阶段的开始时期，社会秩序已有相当显著的动荡，阶级矛盾开始尖锐化，统治阶级内部也在发生变乱，国与国之间相互兼并、家与家之间也互相兼并。周天子早已丧失实际的地位，中原诸侯的政权也大都下移到大夫的手里，甚至大夫的政权也下移到家臣的手里。过去贵族阶级最下层的“士”，有的已取得较高的地位，但大多数则贫困下降；庶人阶级中也有少数人上升，与下降的士合成一个集团，形成新的士阶层。手工业者的商人摆脱官府的束缚成为自由手工业者和自由商人。 《论语》的历史定位（一） 《史记·孔子世家》：“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典出《论语》而不提及，是以可见《论语》未作经典也。 汉：有人云孔子六经著而无《论语》，以易、诗、书、礼、乐、春秋为六经。其中，“乐”传唱而无谱，故传承旧学的是“我注六经”，发挥新说的是“六经注我”，官方设立“五经博士”，儒者传习也按五经分科。《汉书·艺文志》在沿用刘歆《七略》分类法时，把《论语》与《孝经》、小学都附于六经之后列于“六艺略”（颜师古注：“六艺，六经也”），而不列于“诸子略” 。这“六艺九家”中的后三家与“六经”还是有质的区别。当时这三家都被视为“传”，亦即解经的著述而不是经本身。东汉王充说：“《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以其遗非经”，明指《论语》并非经书。 《论语》的历史定位（二） 王国维以东汉赵岐以《论语》为经考证，《论语》列为经书的时间确在汉文帝刘恒执政时期（前179—前157），并置传记博士，亦即用此书作为各级学校学习教材。至于其后的罢传记博士等，只是各级学校对课程的调整，并不妨害《论语》作为经书而不断沿用的事实。至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下诏命诸儒校正诸经文字，刻石立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计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均用汉隶写定，相传为蔡邕所书。可见东汉时对此书已重视。 故无论《论语》是否为经，俱可知其与《孝经》在两汉即为初学者的启蒙读物，传至清等朝，更是蒙学必读的重要书籍。并可证明《论语》在中国文化史上以及辽阔的中国-东亚文化疆域内，实为各民族互相贯通思想以至形成共同文化心态的宝贵典籍，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卓越贡献。 《论语》的历史定位（三） 唐代，颜师古编《新定五经》，孔颖达纂《五经正义》，这期间人们又把“礼”学扩大为《仪礼》、《礼记》、《周礼》等“三礼”，“春秋”学扩大为《公羊》、《谷梁》、《左传》“三传”，三礼三传至唐并皆入为经，连同《易》、《诗》、《书》号称“九经”，而《论语》似乎仍然不在其中。但其作为蒙学读物，并为科举所重视，当为不谬。 武威汉简的经简2.4尺。而《论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