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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浏览：[792] 大 中 小 南通大学文学院 吴 洁 ［摘 要］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对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应当推动反贪立法，不断健全廉政制度；多设监控渠道，不断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官德建设，不断增强执政能力。 ［关键词］传统廉政文化；现代价值；实践意义 一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廉”在古汉语中是指堂屋的侧面，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用通俗的语言对这一含义做出了明确表达：“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1］。由于“堂之侧边”的特点是平直、方正、有棱角，因而“廉”又做正直、方正、干净、节俭等道德含义之解，从古至今，“廉”都表达着人们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其基本要义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而“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2］，即正直公道的基本原则是治理一方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可以将廉政理解为一种源于传统清廉观的为政之德和政治氛围，而廉政文化，则正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并与之形成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风气都产生了行之有效的促进，并对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端低下，氏族和部落首领还没有什么特权意识，却有着强烈的为民父母的原始公仆意识，他们不仅广泛听取民众意见，而且以戒言、铭言诲人律己。尧曾有过有“尧戒”：“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址”，［3］认为继承人必须有极好的德行，必须能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而不后退，因为日后他是千万臣民的公仆，而不是高压于人上的至尊。舜也曾告诫他的臣子要清明正直，并每三年对公职人员进行一次考核，清正廉明的就升迁，否则就降级。上述可谓中国廉政思想文化的最初萌芽，说明“廉”作为一种朦胧的为政道德活动，已经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 　　 “廉”作为一种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后，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及贪贿现象的盛行应运而生的。商朝提出重民用德，不任用贪财聚货的人，而任用努力为臣民生财造富的人。周朝清醒的认识到夏商灭亡的原因在于暴政压迫和贪污腐化，倡导勤政廉政，并采取了保民、任贤和勤政等措施，认为一个明智的统治者应当尽力接触小民，了解他们的疾苦，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这种勤政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可贵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大变动和文化大繁荣，廉政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管仲在《管子?霸言》中明确提出了“以民为本”的论点，认为既然人情是欲利而避害的，为政者必须能顺民所欲，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使人民得到快乐、富贵、安定。孔子、孟子等这一时期的儒学大家也是廉政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并实践着廉政文化。孔子认为，为政者欲把政治搞好，就要自身廉洁，不以权谋私，为民做出榜样。孟子则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认为人民才是国家中最可贵的，人民是政权之本，而国君的地位完全次于人民，并且还提出了给民以恒产,施教化，救济穷人等具体措施。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由于阶级社会的本质所限，社会战乱不止，衰世长而盛世短，贪污腐败现象在历朝历代的官场中长期盛行，但真正的清官、廉吏和博学志士依然坚守着清廉之志，不断发扬着优秀的廉政文化传统。 　　 战国时期的商鞅认为国家的法令应当统一，并使其家喻户晓，这样违法乱制的举动就无处藏身，官吏也就不敢枉法为邪了。西汉的贾谊创立了自己的民本思想体系，认为“廉”是为人为官都应具有的一种道德品质，为政者必须注意自己的品行，作为国君要做到“闻善而行之如争，闻恶而改之如仇”［5］。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是一位仕途并不如意的政治家，但他却在充分了解民族和封建官僚机构种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去贪致廉的措施，如举贤进能、量才授职、厚禄均俸、养廉去贪，并实行不速迁、不久次的任官政策，这些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现今的反腐倡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6］，虽屡遭贬黜，仍然奋进不息，其一生为政清明、勤劳奉公，个人生活也十分节俭，他未给子孙留下什么遗产，却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廉政思想和实践在当时有着明显的进步性，诸如精简机构、抑制侥幸、裁减冗官冗费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而宋代的欧阳修则提出“廉”应当是为官者应具备的根本道德品质，如果因为利欲熏心而不能保持廉德，那么也就丧失了其从政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