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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官本位产生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基础 2013年05月28日14:50 来源：共识网 　　摘要：在我国，“官本位”思想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官本位情怀之中最初既包含了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同时也体现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而当代官本位思想的蔓延不仅与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性以及民族心理有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的选择与改革过程中造成的制度缺陷引起的。 　　关键词：官本位 入仕 法治 　　“官本位”不是什么当下的流行语，亦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思想文化观念。官本位见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生不息，是民族的烙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族文化精神的特殊体现。 　　追溯官本位的历史渊源，笔者认为，自西汉武帝起，官本位思想真正开始占据民族主流思想地位。汉武帝为在政治上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除了削弱残存的分封制以外，还有一系列的创举，首先开创察举制，举“孝、廉”，为平民知识分子步入仕途开辟了道路，可谓科举制的前身;其次，在中央设太学，为国家储备政治人才，地方上设县学、乡学，初步建成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为培养人才奠定基础。在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使得儒学成为国家正统哲学，为求学者提供知识典范和统一的教科书(儒家六经)，更让儒家的入仕哲学成为主流文化精神。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实质上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而外在的实体表现则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初步形成。在此后的历朝历代发展过程中，科举制的形成与完善、官僚体系日趋健全、儒学的进步与复兴等促成了古代中国建立在以国家公信力为保障的公平考试基础上的人才选拔制度。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的农业社会，读书学习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做官。在这样的一种相对公平的选官制度体系下，平民百姓只要能读得起书，苦读书，往往就能一朝改变命运，从一个“治于人者”变成“治人者”。 　　说道这里，若是基于国家行政效率、人才选拔的公平性或官僚制度的严谨性等方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讲，以科举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是在近代法治社会建立以前世界政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创举之一，然而这也正是官本位形成的历史缘由。这种制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公平性，以标准化的科举考试选拔官员或备用人才;二是平民性，参加考试的人不受出身门第限制，有才皆可有作为，为广大的平民阶层改变命运提供了公平竞争的途径。于是，在儒家入仕哲学的熏陶之下，读书做官成了平民百姓可以实现的理想。在读书人看来，无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实现自己对国家的政治抱负，还是为了升官发财高人一等，做官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有志之士的高价值追求，是一种远大的理想，而实现理想的大门已向自己打开。从此以官为本，以做官为梦想的官本位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了民族的心理烙印。 　　经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对官本位下这样一个定义：官本位是已做官为人生发展目标的理性价值判断和普遍价值追求。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如果有这样一种职业，它既能赋予自己适当的权利，帮助自己实现理想和抱负，又能带给自己高尚的社会地位和富足的生活，想必每个人都愿意为此奋斗不已。而在古代中国，“官”就是这样一种职业。因此，实现政治抱负与获得社会地位、荣华富贵是当官的两项最大的福利，也是古代中国人官本位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若再究其根源，官本位则是由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与人治社会的双重性质决定的。人治社会的性质使得政治受个人的影响颇为巨大，因而入仕哲学才得以发扬光大，读书人将个人政治抱负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而建立在农业社会性质之上的君主专制政体是一种等级制政体，为官者是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一日为官便成为高高在上的“官老爷”。 　　虽然笔者认为，官本位在某种程度上是或曾经是民族精神的特殊体现，因为它曾包含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政治信仰，可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生产力的进步，时代的进步，这些高尚与成就已然成为过去，官本位无容置疑是旧时代的象征。在现代民主政体下，人治由法治所取代，国家政权机构及其组成人员不再是特权阶层。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人民的限制与监督，人民成为权力的主体。因此，在“民为主，官为仆”的现代社会中，官本位思想本应渐行渐远，然而当下的中国，官本位的价值取向似乎在愈演愈烈。这其中固然有此前所述的历史根源的影响，却更是现实制度缺陷造成的后果。 　　回顾共和国60余年的历史，除去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期，此后可根据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动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其中1956年-1978年为计划经济时期。1978年至今为市场化改革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失去了自主性，原本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个人，家庭，企业受到严格管理，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活力。经济发展的命脉由政府掌控，进而很自然地导致政府职权范围大幅扩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同时各级企事业单位均实行行政化管理，官本位以一种新的姿态重登历史舞台。这是无疑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缺陷造成的。而自1978年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