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言志正源.doc

一、“诗言志“正源 (一)舜曰“诗吉志’应子否定 中国古代诗学发端于“言志”说。 历来的言诗者都格“言志”观念的发生上溯到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今文尚书·尧典》记载着舜对他的乐官夔所说的一段活： 帝曰；夔，命汝典乐，数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 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 克谐，天相夺伦，神人以和。 以“诗言志”出自舜帝之口，是在汉朝肯定下来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也记载了这段话 但“诗言志”为“诗言意”，“歌永言”为“歌长言”，文字稍异。班固《汉书·艺文志序》亦引“《书》曰：‘诗言志，歌咏言’”。郑玄《诗谱序》云：“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水，律和声。然诗之道放于此乎?”依汉人之成说，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发话即是：“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因此，两千多年来，“诗言志”来源之说，似乎不可动摇了，虽然历代亦有不少学者怀疑《虞书》(《尧典》在其中)的真实性，但对五帝时代能否产生“诗言志”的现念，却段有认真地辨析。同时，也可能与中国人“贵远”的心态有关，好像任何观念、理论愈古 老，就愈有权威性。“诗言志”的观念能不能发生得那么早？让我们从文字学、从文献学、从先秦诸子沦诗的情况加以考察、辨析。 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殷代形成的甲骨文和殷商之际流通的金文中，都没有“诗”字与“志”字，距殷周相当遥远的尧舜时代，决不可能有如此繁复而又明确的文字表述。“诗”字与“志”字都出现较晚，“诗”在《今文尚书》中只出现两次，除了《尧典》之外，再见于(金滕》：“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公”指周公，“王”指周成王，那就是说在西周初期。“志”字情况更复杂一些，在基本上可确定为西周初期的命书如《康诰》、《大诰》、《召诰》中均不见，只见与“志”有观念联系的“心”屡屡出现；但在时代更早的《盘庚》中，“志”字却有了相当准确的用法。商代中叶的国君盘庚，要把民众迁移到黄河南岸去，在他的动员报告中屡屡说到“心”，如：“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既迁之后，他又说：“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联志。……”前说“朕心”，后说“朕志”。“心”与“志”是相通的。但前面说过，商代的甲骨文与金文都无“志”字，盘庚称“朕志”也是不可能的。“志”字晚至何时出现？现存《诗经》三百五篇，最早的是《周颂》，创作于西周初期；最晚的是《鲁风·下泉》，创作于周敬王入成周以后(公元前516年后)，但在三百五篇中没有出现一个“志”字，“心”字却出现了一百六十八次之多。这种情况，与西周初期的《康诰》等命书是一致的。根据《左传》的记载，“志”字在春秋时代是应该出现了的，但多用在政治场合的官方语言中，尚未进入诗歌语言，所以《诗经》的作者们是没有“诗言志”观念的。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已为历代大多数学者确证为“伪书”，此不议）28篇，据古今学者们考证，最早的作于西周时期，而涉及西周以前的历史各篇，如《虞书》、《夏书》、《商书》，都是战国时候的拟作或著述（陈梦家先生的《尚书通论》即作如此推断），《盘庚》不是商代的原始文献，《尧典》出现期更晚，顾颉刚先生曾撰《从地理上证今本〈尧典〉为汉人作》一文，将它推到了西汉时期。蒋善国先生综合古今各家学者考证的成果，并将《尧典》中所涉及的历史文物和语义特征，与先秦诸于著作及其他有关典籍作了详细比较，勘定《尧典》出现于墨子之后，孟子之前，即公元前372——前289g年之间。他还指出：今本《尧典》是秦并天下到秦末年这段时间，经过了儒家和博士整编，陈梦家肯定今本《尧典》是秦代官本的结论是正确的。而所谓《今文尚书》，又是在秦始皇焚书之后，迟至汉文帝时，由山东的秦博士伏生口述，由晃错用汉代通用的隶书写定，这样又难免有文字的更易，司马迁所记“诗言意”便是一例。这种更易亦可证明。“诗言志”直到西汉，还没有文字完全统一的文本。 先秦时代．诸子纷纷称诗，其中说到诗最多的又是孔子。孔子以述“先王之道”为己任，同时对“《诗》三百”深有研究。可是，孔子谈诗从来没有引用过舜“诗言志”的话，甚至从未将“志”这一概念与“诗”联系起来。他说过“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但对《诗》只说“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倒是最先揭示了《诗》有激发情感的作用。孔于对于文章的观念是模糊的和游移的，《诗》与文章都被他视为一种“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援引孔子之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只强调“文以足志”，而“志”释为意更为贴近此段话的本义，即要用有文采的言辞充分表达心中之意，他没有特别提到《诗》。孔子也不要求他的学生称《诗》明志，只要求他的儿子学《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