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藏吐鲁番文献知见录.doc

中国散藏吐鲁番文献知见录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迄今为止，我们对于敦煌文献的流传和收藏情况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但对于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流散史，却还远远没有全面清晰的把握。这一方面是因为吐鲁番文献的散出情形远较敦煌复杂，在敦煌藏经洞开启之前，吐鲁番各个遗址的出土文献就已经开始流传开来；另一方面敦煌文献主要来自藏经洞，后来才有北区出土的文书，而吐鲁番文献则来自盆地多处遗址，有城址，也有千佛洞，文献比较零碎，而且大多数不是正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被挖宝人和盗宝者攫取、贩卖或掠夺而流落他方。因此，对于流散的吐鲁番文献的调查，要比敦煌文献的追踪困难得多。此外，一些原本是属于同一探险队的收集品，如所谓大谷文书、德国吐鲁番收集品，由于资金、战争等原因，造成再次分散，一些藏品流落出来，形成更小的收集品。笔者多年来一直追踪调查海内外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在敦煌文献的收藏情况比较清晰之后，更多地注意到吐鲁番文献的收藏情况，特别是一些小的收藏。本文所说的“散藏”，就是指比较集中而且数量较多的收集品之外的藏品。这里所说的比较集中的藏品，是指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大谷文书、德国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分馆所藏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收集品、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藏蒲昌府文书、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黄文弼文书、旅顺博物馆藏大谷探险队所获文书，以及新疆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地区博物馆所藏解放后出土吐鲁番文献等等。本文集中报告有关中国所藏吐鲁番文献小规模收集品的调查情况。随着近二三十年敦煌吐鲁番研究的进步，笔者调查中的许多文书已经有专家做了相关的专题研究，这些研究论著从专业的角度提示了文书的价值，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调查内涵。我们相信，这些散藏文书的重新汇聚，必将有助于今后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并为更广阔领域的学者提供有价值的文献信息。 以下为便于核查，依据收藏单位或个人的汉语拼音顺序加以论述。 一、北京大学图书馆 与敦煌文书相比，北大图书馆所藏吐鲁番文书不多，只有两种，但价值却很高。 一种是《北凉高昌郡高昌县都乡孝敬里赀簿》的草稿。这种《赀簿》是在每户户主的名下，先登录上一次和本次造《赀簿》之间没有发生转移的田地类型和数量，再登录产权转移的土地情况，所登记的每一块土地都详细标注田地所在的位置、田地类型和具体数量。这是现存高昌郡时期重要的社会经济史料。北大图书馆所藏两件残片，一为鞋面，一为鞋底，均正背书写，另有题签云：“晋人书西陲田赋残莂，新城王氏旧藏，吐鲁番出土。荔秋属，北溟题。”可知是吐鲁番出土文书，原为新疆布政使王树枏收藏，后归“荔秋”，严北溟题署。从文书剪成纸鞋的样子推测，当是来自吐鲁番地区的古代墓葬。 这一珍贵的文书，过去只有宿白先生在内部发行的教材中做过简单介绍。朱雷先生慧眼独具，根据这一线索，早在1980年就探访北大图书馆，并考释发表，正确地判定其为《北凉赀簿》，对于此文书价值的彰显，贡献最多。此后，町田隆吉、关尾史郎诸氏在朱雷先生论文基础上，又有校订和阐发。经过朱雷先生等的整理，这件文书成为研究北凉时期高昌社会经济的基本史料，相关研究也有不少。目前，这一珍贵文书已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册，新编D214号。 北大图书馆藏第二种吐鲁番文书，是《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背面为《礼忏文》，现断为三残片。1988年，笔者因执《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编辑之役，从张玉范女史《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一文得知这件文书的存在，承其好意，抄录了户籍及背面文字，据户籍登记特征，初步判定为西州户籍。1990年发表的张玉范《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著录了这三件户籍残片。同年，笔者应池田温先生之邀，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讲演，据该文书背面的《礼忏文》复原三残片的接合关系，并据纸缝的记载和文书特征，判定为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籍。随后得见史树青先生重刊周肇祥编《艺林旬刊》，方知早在1929年7月1日，这三个断片已经刊布在该刊第55期。更为惊喜的是，1928年10月11日出版的该刊第29期，还发表了同组文书另一片，可以与北大残片缀合，而且纸缝上书写着“天山县南平乡”。至此，可以将四残片全部缀合，并据纸缝文字定名为“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笔者因此撰文考释，指出此户籍不论作为天山县南平乡籍，还是作为开元二十九年籍，在唐朝户籍研究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后来带学生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发现《艺林旬刊》第29期所刊残片，竟赫然在目。1928年时，这些残片属于赵星缘所藏，跋文称“清季出土鲁番胜金口废城”，确定是吐鲁番文书。后来残片分别入藏北大图书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者现编为D205号，图版见《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