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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财政 ——莫水志 金钱的必要性 关于革命史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就是通过对革命过程中那些财经活动的分析和观察来看这个革命史。这与我们以往提倡的用生活常理来理解革命的具体过程和环节是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的学说美妙固然美妙，但是，它要转化成为一个现实的革命行动还缺少一样东西就是金钱。没有金钱，什么革命行动都不能开展，暴力革命更是不可能。 这个问题，是基于一个常识性判断，即几乎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之中的共产党人，他们靠甚么租房办公、发行杂志、印宣传品、召开会议、组织工会、举办夜校、去全国各地活动串连……以及靠甚么维持自己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日常生活？ 但凡有过创设某种组织或某个集体活动的经验的人都知道，经费从哪里来是个大问题。小到某单位的青年人的某次体育竞赛活动，大到某些人搞的NGO，经费问题终归是伴随始终的。所以，如果不在“经费问题”上去观察理解中共的革命，就不算在“生活常理”上靠近这段历史。 “政治行动分析方法”在财经史中的应用 从这个革命经费来源的可能性分析入手，从这个可能性去推测当时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体的中共是如何考虑其行为以便契合于这个经费的可能性的，从而去发现中共组织行为的某种依据，及其依据和其可能性的行为结构关系的合理性解释。 经费的来源 主要形式： 以陈独秀、李大钊、张菘年为主要代表。主要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活动——办报，而且以同仁报刊为主，学术译著和宣传，授业以推广共产知识，小型聚会（还谈不上集会），以及与此相关的迎来送往和旅行。由于这个活动主要集中于少数知识分子当中，所费并不大，所以这个时期自费组织就很自然。 其他： 张国焘，富家子弟，才干非凡，大部份由家庭供给，少部份经费由陈、李这样的人提供 。 毛泽东的新民学会 。组织形态最像以后的中共组织形态，它存在着最为严重的“革命经费”问题。 靠进京募捐解决经费问题。 党建立的初期 1921年中共建党是以共产国际为主推动的 。所有组建党组织的费用由共产国际出 。 建党到1927年夏天为止的七年时间，不是共产国际资助中共的活动，而是共产国际划拨的经费 。中共那个时期全靠共产国际给的钱活动，自身的筹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较为具体的中共取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数目的资料，是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 这个情况到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就开始变化了。这时候党分成两块：中央机关转入地下，到上海租界暂栖身，这是一块；另一块就是去各地组织暴动，搞武装斗争。这两块，经费也都是由共产国际提供。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额度、途径和方式都不固定，有时甚至会出现混乱。 新的经费来源 打土豪： 毛泽东队伍在农村的经费来源，有三大块。一是地主富农的现有财产，二是乡村中被藏匿起来的积蓄，富户、贫户都有，三是乡村当期收成及当期消耗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工具等等。 军纪很差，形同土匪。但毛同袁、王有个大区别，那就是他指挥部队频繁地下山在附近地区攻打县镇，然后立即打出革命旗帜，组建地方革命组织，然后在这一切的掩护下着力于解决“筹款”。当时，讲红军下山任务时就叫“筹款”。 分田地： 另外一种类型，以方志敏在赣东北地区的为代表的类型，是一种本地革命知识青年发动的乡村革命，这个同井冈山区别在于，它是从内部发动的，因此必然地它就比较“正统”。 方志敏用“分田地”之类的思想去影响本地结构中的那些潜在的异己力量，然后突然地释放这个力量，就叫暴动。 方志敏式的革命更符合“革命的逻辑”，而井冈山那个叫“生存的逻辑”。 毛泽东的井冈山方式，红军就是一阵风，其“生存逻辑”大于“革命逻辑”。而瑞金方式则不同，它的生存逻辑就是革命逻辑本身。红军到1929年4月到达兴国以后，就开始一种全新的革命过程。 但到头来，“革命的逻辑”还是得变成“生存的逻辑”。在“生存逻辑”支配下的革命“经费模式”，其主要内容和形式就是“打土豪”。 不管哪种类型的革命都打着“分田地”的旗号，但都只有“打土豪”能解决问题，尽管开始的时候从党的革命战略的完整性讲，“打土豪”是“分田地”的手段。“打土豪”有个从革命到经济的过程。 “生存的逻辑”模式的扩大 红军先找到一个点，这个点一般都是县区，周围相对比较富裕，人口稠密。在这个点上，先进行“分田地”，建立乡村政权，从而获得一个较大的“浮财”以供给红军。 这其实就是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 通过建立根据地，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