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标点商榷一则.doc

《太史公自序》标点商榷一则 ——兼论司马迁《春秋》论的结构 （首发） 陆平 南京市金陵中学 这里要讨论的是《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答壶遂问中的句子：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学者也作整句引用。《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六艺于治一也”，可知司马迁不独大《春秋》。《春秋》是阐明王道的，并不是王道本身。所以一些译文在最后一个分句补入了“这些”作为一个独立的判断句的主语： 《春秋》一书，上以宣明三王的真理（道），下以辨察人事的纪律，分别嫌疑，明晰是非，判定犹豫，表彰善人，痛斥恶人，尊敬贤人，贱视不肖，存留已亡之国，继续已绝之世，敝者补之，废者起之，这些都是实施王道的重大事项。 但“这些”指代上文哪些内容，仍不明确。郭步陶、胡自逢在“人事之纪王洙、徐复观则在“贤贤贱不肖 我们同意将该长句断为两个判断句。前一个判断句是以“《春秋》”为主语，对《春秋》的性质进行判断；后一个判断句以“王道之大者”为谓语，解释“王道”的内涵。相同的语言组织方式在《太史公自序》中还有一处：“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把“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春秋繁露玉杯》《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承其说云：“（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置“王道”于“人事”前，与《太史公自序》一致。 “纪”，指纲，法度。《汉书?礼乐志》：“今幸有前圣遗制之威仪，诚可法象而补备之，经纪可因缘而存著也。”这就明确了“人事之纪”是指人伦礼法。《礼记·曲礼上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所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下辨《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明是非 “善善恶恶”，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公羊传》“善善及其子孙，恶恶止其身”为注。东汉杨终习《春秋》，建初元年上疏云：“臣闻‘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可知《春秋》学者将“善善恶恶”作为治世之道。《春秋繁露》认为“善善恶恶”是人之本性。《玉杯》云：“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恶恶之性。” 《竹林》云：“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 “善善恶恶”，就个人情感而言，是善待善良，敌视丑恶，就国家行为而言，就是赏善诛恶。《竹林》云：“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玉杯》云：“（鲁文公）小善无一，而大恶四五，故诸侯弗与盟，命大夫弗为使，是恶恶之征、不臣之效也。”《盟会要》云：“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赏善诛恶，而王泽洽。”这都是把“善善”“恶恶”作为国政原则。这种观念源于荀子。《荀子?强国》云：“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 “贤贤贱不肖”也是自古以来推崇的治国之道。《淮南子·泰族训》“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诽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无被创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显之名，民孰不从？”《说苑?尊贤》：“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春秋繁露?王道》云：“诸侯会同，贤为主，贤贤也。”《五行变救》云：“火有变，冬温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赏，恶者不绌，不肖在位，贤者伏匿，则寒暑失序，而民疾疫。”《五行五事》云：“王者明，则贤者进，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劝之，知恶而耻之矣。”所以，“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都属于“王道”的内容。 “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董仲舒《天人三策》云：“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捄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 因此，我们认为第一个判断句应该到“定犹豫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先根据我们的理解将该句及其后相关文段重新标点、分段如下：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 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