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生对语文着迷.docVIP

让学生对语文着迷 　　我开始学语文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家逃难到乡下。不知为什么日本鬼子和汪伪的军队老在后面追。我才五六岁，常常是一天跑好几个地方。有一次，跑到了傍黑，还是被追上了：那是一个打谷场，我筋疲力尽，倚着个草垛软瘫着，望着平原上低垂的星空喘气。“和平军”（汪精卫的汉奸队伍，他们的口号是“和平反共建国”，所以叫“和平军”）拿枪对着我们，厉声喊叫：“城里人，跪下来，把口袋翻过来。”人们跪成一排。妈妈、舅妈顾不得心疼，把金银首饰放在地上。正在这个时候，一串尖厉的枪声，好像是从耳朵边上擦过去似的。后来才听说是从邻近打谷场的草垛上打过来的，新四军的指导员打的。妈妈、舅妈非常机灵地把首饰揣进口袋，又把一个东西塞进我的怀里，让我抱着，拉着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往黄豆地里奔。豆荚划破了脸颊，露水打湿了头发。直到早晨，太阳升起来了，我平静下来，才发现自己紧紧抱着的竟是一只自鸣钟，钟摆已经不见了。在我最初的记忆里，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跑是家常便饭，常常是刚刚安定下来，端起了饭碗，突然有人说“来了，来了”。丢下饭碗，又跑。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上学！但是，爸爸、妈妈让孩子念书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每到一个村镇，第一件事就是找学校，没有学校就找私塾先生，没有私塾先生，爸爸就自己教。那时的“战时小学国语课本”很薄，一课也没有几个字，印刷质量又差，有的字都印成横的。一本书用不上几天就念完了。爸爸就随便找一本他小时念的什么《论说法程》，都是文言文的。现在想来应该是比较浅近的，因为我都懂了。我记得第一课是《人为万物之灵》。有时，连这样的《论说法程》都没有了，就随便弄一本《四书白族句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白族解释），教法很简单，就是第一天把生字讲一讲，把那没有标点的句子用红笔点断。一天也就是点一页左右，分量并不重。剩下时间，就是自己翻来覆去地念。课本是很枯燥的，但是，把古文朗诵出一种调皮的腔调（用妈妈的话来说，就是“洋花唱曲”的），却很好玩。第二天，爸爸还没有起身，就让我们兄妹三个轮流在他床前背诵。我的记忆力比较好，很快就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闲下来的工夫，听哥哥姐姐们朗读。他们背不出的时候，还能为他们提示。 　　那时没有考试，没有什么刁难。回到城市，插入正规学校，我的语文一直都是名列前茅。 　　现在看来，这是因为，早期的背诵培养了我良好的语感。 　　我的语文水平，抗战胜利以后，又有了一个飞跃。其原因，今天想起来，和课本和课堂的关系几乎等于零。那时国民政府规定的所谓“国定教科书”，是很枯燥的。现在只记得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开头是“经儿知之”。但是，我的老师却是非常好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我小学五六年级时期的语文教师潘诅谨表示无限的怀念。她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圣洁形象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她不大理睬“国定教科书”，常常把冰心的《寄小读者》成批地印发给我们。有的还当作“说话”课的教材。在课堂上，她鼓励我们课外阅读文学作品。她推荐的经典文学作品，除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外，还有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还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叫作《苦儿努力记》，是一个法国作家写的，章衣萍、林雪清翻译的。这本书在解放以后，不怎么有名。但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连老托尔斯泰都很重视这本书，把它从法文翻译成俄文。 　　潘老师在课堂上经常离开课本，讲她阅读报刊的心得。现在回想起来，她勇敢地冲破了当时“党化教育”的框框，为我们展示了广阔的精神天地。她的最大功绩是使我对语文有了兴趣。她非常认真地批改作文。我写过一篇游记，许多地方词不达意。她的修改，常常使我惊叹，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处，我的原文是：“那长长短短的竹林”，被她改成“茂林修竹”。直到我念了大学才知道，这是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名句。我的作文常常得到很高的分数。每一次，我都感到，以后不可能写得这么好了。可是到了学期末了，翻阅作文本的时候，仍然觉得一篇比一篇好。我老是盼着作文课，盼着听她的讲评。 　　上潘老师的语文课实在是一种智慧的享受。即使在我当了许多年的教授以后，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小学教师，她的智慧真是有点惊人。我至今还记得，在一堂课上，她说中国古典诗歌的七言诗，有一种吟咏的调子。即使把它去掉开头两个音节，它的调子还是一样。例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把开头两个字（音节）删掉，变成：“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 　　甚至再删去两个音节，也还是一样：“雨纷纷/欲断魂/何处有/杏花村。” 　　她的这个智慧一直像种子一样埋在我心头，直到三十多年后，成了我一篇最有学术质量的论文的动因。 　　可惜的是，不久以后，我考进了初级中学，永远地离开了潘老师。那时刚刚解放，对于新的意识形态，老教师一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