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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严复翻译理念与翻译实践的矛盾及统一 　　内容摘要：严复作为我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翻译家，在其翻译赫胥黎名著《天演论》一书的过程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理念。但由于严复所处的晚清时代的特殊性，严复的翻译实践又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这似乎跟他所主张的翻译理念有所冲突。本文从严复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出发，论证并剖析了严复翻译实践与其翻译理念看似相互矛盾的深层次背景，指出二者看似矛盾，但实则是统一的。 　　关键词：严复 天演论 信达雅 目的论 晚清 　　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当时社会上正酝酿着一场政治和文化的巨变。政治上，晚清制度腐败落后，政府已是垂垂老人、摇摇欲坠；文化上，国内各种势力把西式现代文明大量引入中国，对清廷或颠覆或拯救，混乱不堪。与此同时，一场近代翻译运动也应运而生，严复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除了政治家、教育家等头衔，严复还更多的被称为启蒙思想家，而他所具备的启蒙价值，正是体现在他翻译的西方先进作品中。通过翻译《天演论》等大量介绍资产阶级思想的学术著作，进而宣传西方民主与科学，严复被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一.对严复翻译理念的当下再议 　　以色列翻译理论家Gideon Toury指出，翻译标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文本标准（textual norms），第二类被称作超文本标准（extratextual norms）。[1]所谓文本标准就是译本本身，因为它是译者标准最直观、最生动的体现，；而超文本标准则是译者或其他人士提出的半理论（semi-theory）以及批评性观点。他还指出，这两类标准常常是有差距的，甚至往往会存在矛盾。因此要弄清楚某一标准的确切含义，常常不能孤立地来看，更不可望文生义，必须结合译家的其他论述，特别是要结合他的实践。严复的翻译理论及方法，概述在他翻译的《天演论》的“译例言”中，其首倡了“信、达、雅”的“三字真言”翻译标准。郭宏安先生在《恶之花之跋》中对这“三字真言”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信者，真也，真者，不伪也；达者，至也，至者，无过无不及也；雅者，文学性也，文学性者，当雅则雅当俗则俗也。 　　我们从严复翻译外国作品的实践来看，其译文大多运用意译，而非采用直译，你很难把原文的文字与其翻译作品的句次加以对照比较。在翻译中，严复常常根据原著中的某一思想或观点，脱离原文展开论述，借而抒发自己的见解。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天演论》视为严复自己的作品。 　　“信、达、雅”这种翻译理念的提出及流传不衰，其实反映了我国传统翻译理论注重思想内容、语言表达、文体风格相统一的本质，而其中又以“信”为首。[2]可以看出，严复把“信”（不背本义）看的比较重，摆在了基础性甚至是先导性的位置，用他的话说就是如果连“信”都没有做到的话，基本上相当于没有翻译。 　　在“达”和“雅”方面，严复也备受争议。“达”讲求的是精确的再现原文的意义，有学者认为严复严重偏离了作者的原义，但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从严复想通过翻译西方书籍宣传进步思想的角度去理解，严复的翻译其实是符合“达”这一标准的。另外，严复过于追求古雅对于一般人来说译文“确实难以理解”，而学界质疑最多是“雅”作为翻译标准的理据。华中师范大学黄忠廉教授指出：“应把严译及其主张置于更大的文化背景下，研究域外信息的摄取方法；严译名著并非尽善尽美，却对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法制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奥妙值得研究。”[3] 　　二.“信达雅”在翻译实践中的矛盾性 　　其实，作为“信、达、雅”这翻译理念的创始人，很多学者认为严复本人在其翻译实践中就没有很好地恪守和贯彻这一理念标准。“信、达、雅”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案例佐证，尤其是在最基本的“信”这一方面，严复都没有做好“忠实”于原文。 　　1.严复对“信”的理解与操作。单就对书名的翻译来看，严复翻译的一些作品的书名，有的是根据原著书名意译而来，但也有很多书名翻译时被他做了删节处理。比如，他把Evolution and Ethics译成《天演论》，将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译成了《原富》；有的书名在翻译中对文本进行了改写，如他将History of Politics译成了《社会通诠》，但我们知道History of Politics中的Politics不管直译还是意译，都只有“政治”的意思，而不可能被译为“社会”。另外，严复还有意对原著的思想内容或观点的改写。在思想内容方面，《天演论》一书与原著文本相比较，二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天演论》巧妙地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代替了赫胥黎在其原著中所表现的进化伦理观。那么，严复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严复是通过加在译文中增加案语、评论，并运用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