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资料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doc

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 作者： 李汉林/渠敬东/夏传玲/陈华珊 自从西式的现代性猛烈地渗透、撞击和攻占传统的中国社会以来，这个社会就始终陷入在被迫的动荡和主动的变革之激流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始终作为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力，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一把合理合法的标尺。无论是旨在彻底颠覆现有社会结构的革命或变革，还是在中国社会基层曾经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和改造运动，且不说它们立场和方法如何，都是符合变这一基本精神及其主流话语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虽说社会变革的方式少了那种革命性的颠覆色彩，但其参照现代化模式彻底改造社会体制之流弊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入人心；改革已经成为了一种占有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老百姓进行日常判断所依据的价值形态。 我们所要考察的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社会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变革和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孕育而生的。换言之，在这样一个改革本身成为社会惯性或习惯、改革本身作为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时代里，变（change）也就成了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常态（regularity）。 不仅如此，这样的常态或常规性，从根本上说并不具有一种实质性的涵义，许多社会现象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变化和变迁，并不首先具有具体的、实在的意涵，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变而变这种形式上的动力促成的。变迁已经成为我们社会首要的形式规定。因此，要考察这些年来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社会过程，首先必须对变迁本身做深入的思考。 换句话说，在没有充分理解变迁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之前，我们尚不能奢求去直接找到组织变迁的具体内容或是制度创新的具体项目。若究其实质内容，我们首先要看看这个所谓的变迁都有哪些形式上的特征：或许，政府推动变迁的坚决程度，人们的意识中渴望变迁的迫切程度，变迁一词在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合法化程度，以及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变迁实际发生的速度，对组织和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和内容产生更为实质性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有关中国组织变迁的研究，一开始就会面临一种困境：在这样一个在变动中融汇着各种复杂因素、且各种复杂因素时刻处于无穷变动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都必然会面临现有的理论解释力不足的状况，而就社会学研究来说，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变迁格局和态势，很难让我们有机会针对一种具体组织形态作长期的结构性的考察。换言之，我们曾经所刻画的某些组织形态的结构性因素，也往往会在变迁之潮中迅速地流失或转移掉，继续成为有待观察和刻画的新的因素。因此，要想对中国社会组织变迁过程进行一次完整的结构性考察和形态学分析，是一件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工作。这样一来，我们的组织变迁研究就要换一种有别于静态上的结构性考察的思路了，它并不囿于刻画和描述组织结构的类型学特征，或者是对制度安排及其社会行动效应的分析，而是要从组织的内部，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去寻找组织在社会变迁意义上的规定性。 超越类型学，意味着超越类型学的分析前提，面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变迁与创新，我们很难用一种特定的制度模式来确定我们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而应该回到构成社会组织之特质的一个更原初的起点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超出制度主义或类型学的研究范式，却寻找一种更切入社会组织之性质的范畴。超越类型学，也意味着我们要尽可能地回到事情本身上来，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在变迁过程中，不同的组织既有其本土的生长基础，同时也主动或被动的吸纳了外来的制度因素，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中国的社会组织既有它的原生形态，又有他的次生形态，甚至还夹杂着许多成型或不成型的制度移植的形态。正因如此，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从必须克服纯粹的类型学所带来的各种局限。 从上述角度出发，在分析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社会过程时，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要认识到，制度的变迁首先是保护带的调整，以保证制度的内核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使一种制度在渐进的状态下逐步地实现变迁的社会过程；第二，把嵌入性看作为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结构性环境；第三，承认路径依赖是组织和制度变迁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行为惯性；第四，强调意识形态及其连带的价值体系在制度变迁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本文将沿此思路，分析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社会过程。 硬核与保护带的互动：组织和制度分析的一种维度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中指出，科学研究纲领是由一个理论系列中各个理论结合而成。 科学研究纲领的结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硬核，表现为某种非常一般的、构成纲领发展基础的理论假说；2「比如哥白尼纲领的硬核是行星的公转和自转，牛顿纲领的硬核是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硬核是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