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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論辯探究 林憶芝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二零零三年八月 引由於為我和兼愛與儒家仁義之說相似而其實不同，最容易惑亂人心，所，楊墨之說在當時十分流行，故孟子奮力與之爭辯。然而，凡是不合於仁義之道的，孟子都必與之辯，正如焦循謂：「孟子時聖道湮塞，百家妄起，許行農家，景春、周霄從橫家，他如告子言性，高子說《詩》，慎到，宋鈃各鳴所見：孟子均與辯論其是非，不獨楊朱墨翟也。」因此，本文除了分析孟子拒楊墨之辯，更會分析孟子與農家、景春霄告「，其中以《列子》〈楊朱篇〉所記較詳，而孟子指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相信亦本於此。從《列子˙楊朱篇》的文字得知，楊朱並非自私自利的人，他雖然不願意損己之一毛以利天下，但亦不欲取人之一毫以自利：「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楊朱認為「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崇尚「舍國而隱耕」，其心態猶如《論語》裏的長沮、桀溺和荷蓧丈人等隱者一般。據唐君毅先生的分析，楊朱主張「為我」，並非教人自私自利，其「不利天下」，正有其更高級的理由。楊朱有感於不少人以利天下為名，其實包藏禍心，以害天下，故提倡「不利天下」為名，使天下人少受其害而蒙更大之利。楊朱認為若各人自保其身，則不必兼濟他人，人人自得其利，天下自然太平。 楊朱既非自私自利之徒，主張「為我」亦有其政治上的考慮，孟子為何斥其說為「無君」之邪說？在孟子看來，楊朱主張「為我」，教人各自為自己的利益作打算，而不必更求他人的利益，教人隱居離群。其目的是藉著減少人的社會活動、政治活動，以減少「禍天下」的機會。但孟子認為這是「舉一廢百」的做法，因為這樣只會取消一些社會和政治的關係，並進而取消正常的人倫關係。 孟子批評楊朱「無君」，其觀點與孔子對隱者的態度相似。孔子認為，既生而為人，則自應與人共處，不應該到深山與鳥獸為群。雖然世間黑暗混沌，但人不應捨棄不顧。在〈微子篇〉孔子說：「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認為，不出仕是不義的，因為人對所處的社會都有責任，君臣的關係是不應廢除的。隱者欲自潔其身，免於混沌之世，破壞和損害了正常而基本的人倫關係，故孔子說隱者「亂大倫」，孟子批評楊朱「無君」，其理在此。孟子在〈滕文公上〉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臣關係是五倫之一，不應取消。 楊朱捨國隱耕，潔身自好，表面上只是否定了污穢的政治活動，但實際上是把正常的政治活動都一併取消。孟子批評楊朱「無君」，「無君」就是完全取消政治的倫理關係，而政治的倫理關係是構成社會的重要環節，故「為我」使人成孤立的個體，不但沒有政治倫理，其他社會倫理亦不復存在，無形中把整個社會瓦解。因此，楊朱主張「為我」，其結果導致「無君」，是「舉一而廢百」的主張，未能全幅肯定各種人倫、人文之活動，所以孟子認為是「賊道」之邪說。 與墨翟辯兼愛 孟子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是仁厚君子，其捨己為人之心十分可敬。可是孟子卻斥之為「無父」之邪說，其理何在？ 墨翟提倡「兼愛」，蓋認為儒家有等差的「別愛」是天下致亂的根本原因，所以要用「兼愛」取代儒家之「別愛」，藉著取消人我親疏的分別而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墨子說：「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人人虧利自愛，於是天下大亂。因此，勸勉天下人要「兼相愛」，則獲天下之大「利」。如果「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則天下沒有不孝、不慈、不忠之事發生。墨子的結論是：「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 墨子為天下之大利而提倡兼愛，富捨己為人的精神，孟子卻斥之為「充塞仁義」之邪說，乃因為墨子之「兼愛」與儒家之「仁愛」近以而實不相同，「兼愛」實際上會破壞基本的父子關係。「兼愛」是無親疏等差之愛，以同等之愛對待家庭內外之人，要愛人之父如己父，目的在於把家庭內外的界限去除。孟子評「兼愛」為「無父」，因其消除人的家庭觀念，取消人的家庭倫理。孟子說「，即節夷之認為墨者雖然主張無分彼此地兼愛天下人，可是在實行時，乃由親及疏，先由親人開始，逐步推及於其他人。如此回應，夷之不但不能回答孟子的批評，更暴露了墨者「兼愛」和「薄葬」的主張是不合常情的。 墨家提倡「愛無差等」，現在竟說「施由親始」，難道不自相矛盾嗎？「施由親始」，親疏有別，正是墨翟所反對的「別愛」。其實「施由親始」乃是儒家所提倡的，孟子不是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嗎？孟子強調「擴充」、「推恩」，就是教人把愛護、關懷親人之心推及於天下人。由此可見，夷之是以自己的行為證實人心自有親疏的分別，墨家「兼愛」的主張是有違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