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划第八讲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第八讲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第八讲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ppt

第八讲 国民收入倍增助日本从“国富”走向“民富” 在前不久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多新观点和新提法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其中与老百姓最息息相关的是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昨天 在京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 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 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贫富差距都过大。报告结论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 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7月中国城镇整体失业率为8.0%。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劳动力人口为34624万人，由此推断我国2011年7月失业人数超过2770万人。 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21-25岁城镇劳动者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失业率为16.4%，远高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就目前受到高度关注的“农民工”群体，其整体失业率只有3.4%，大大低于城镇户籍劳动者的失业率 而根据季度追踪调查数据，2012年7月，中国城镇失业率为8.05%，较2011年7月高出0.05个百分点。青年劳动者的失业率上升，老年劳动者的就业形势好转。 中国目前和当时日本处在相似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如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各阶层收入之间、过度依赖海外市场与内需严重不足等诸多不平衡增长问题及其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计划的出发点，都是如何在“国富”的同时实现“民富”，使普通劳动者同步享受增长带来的好处。 参考和借鉴日本方面的成功做法，吸取其经验和教训，对我国能否完满实现收入倍增具有重要意义 。 一、国富民穷引发重重社会矛盾 二战以后，一切从零开始的日本经济经过实施“国民经济复兴计划”和“国民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等措施，以及受惠于“朝鲜战争特需”、美国支持等因素影响，到1955年前后已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自此进入了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为中心的高速增长时期。 在此阶段，日本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均达到10%左右，特别是1955年5月1957年5月的“神武景气”以及自1958下半年开始的“岩户景气”，“两次景气”使日本经济实现了12%增长的速度。日本经济的快速恢复和高速增长，使日本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创造了前提条件。 与此同时，政府却忽视了“国富”与“民富”的平衡。普通的日本国民生活水平并没有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出现了国民收入低、收入差距悬殊等一系列问题。 这又集中表现在日本经济的“二重结构”问题，即城乡二重结构和大小企业之间差距巨大。从1955年到1960年，日本全部产业的年工资增长率平均只有5.6%。伴随低工资而来的是低迷的消费水平，由此日本经济陷入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失业率快速上升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低工资在当时的日本已经导致国民怨声载道，由此引发的劳资关系日益紧张。例如，1960年发生在南九州岛三池煤矿的劳资冲突事件，将劳资矛盾激化到顶点，整个日本社会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再如，从1959年4月到1960年10月的一年半时间内，日本共发生了23次以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修正案为借口，实为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水平的游行、罢工等活动，全国大约有430万人参加，行动遍及5350个市、町、村，这两个事件引发的社会动荡成为岸信介内阁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降低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扭转分配恶化局势成为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 二、反对声中呼之欲出的收入倍增计划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已经将建立福利国家体制、关注弱势群体和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等当作经济发展主流。 日本社会各界开始对战前经济发展的目的进行深刻反思，主流思想逐渐由“强国论”向“福利国家论”转变。日本有识之士意识到建立福利国家必须提高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 1959年1月3日，日本一桥大学前校长中山伊知郎在《读卖新闻》上发表文章，“提倡工资翻番”，提出“这里工资是指收入翻番”。针对企业资方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文章指出“如果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资方就没有反对理由，因此收入翻番可以作为劳资双方共同目标，而达到目标的方式就是齐心合力提高生产率”，同时文章在日本首次提出“收入翻番还可作为政策目标，福利国家应该是日本未来的面貌”。 1959年3月9日，刚刚辞去国务大臣、正在参与竞选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广泛吸收各方意见，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