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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推动二次国共合作的卓越贡献 作 者：张梅玲 宋庆龄同志在国难深重的30年代，为反对内战，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回顾那段历史，对激励我们在新时期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伟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为停止内战、团结御侮，奔走呼号 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致使辽阔富饶的东北百余天即沦于敌手。山河破碎，举国痛愤，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兴起。国民党政府竟派军警镇压爱国学生，12月17日发生了南京珍珠桥惨案。为母奔丧刚回国不久的宋庆龄，闻讯怒不可遏，便挺身而出，痛斥蒋介石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误国政策。12月19日、24日，她与何香凝先后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宋在宣言中针对国民党政策的误国和成员的腐败，尖锐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1]她们的宣言像利箭般一矢中的，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受到人们的热烈赞同。当时柳亚子先生读了两位女杰的宣言，曾感慨万千，叹曰：“整个的国民党，弄得只剩两个女人，中山有灵，真要痛哭了。”[2]足见，宋庆龄是孙中山反帝爱国主张的忠实继承者，是国民党爱国民主派的杰出代表。 为救国，宋庆龄不但仗义直言，而且身体力行。翌年春，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国民党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19路军奋起抵抗。危急时刻，她冒着敌人的炮火，于1月30日、2月6日、12日，亲临真如、吴淞前线，慰劳抗战将士，赞扬他们“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勉励他们“不使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3]当她看到伤病员无法及时救治时，立即偕何香凝等，在交通大学筹建了有300多个床位的战地医院和其他几处救护站，以挽救志士们的生命。时值寒冬，前方将士衣单履薄，宋庆龄便发起募捐，赶制3万套棉衣，运往前线。在她的带动下，各界同仇敌忾，支援抗战，军民奋战月余，迫敌三易主帅，终因南京政府妥协退让而功败垂成。 实践使宋庆龄认识到，不与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误国政策作斗争，不把民众组织起来，挽救民族危亡是不可能的。于是她便致力于组织抗日团体、反对内战、团结御侮的活动。 1933年1月，热河失陷。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停止进攻苏区、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武装人民三条件下愿与全国任何武装力量联合抗日。[4]宋庆龄与中共的主张相呼应，在党组织支持下，联合30个进步团体，在上海成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她被推举为会长。中共中央先后派阮啸仙、熊荆天等主持“御侮会”的工作。宋在3月8日举行的筹备会议演说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四项要求：(一)派遣全国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军队，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热河，保卫中国；(二)武装人民，并组织义勇军；(三)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四)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进攻[5]。她在阐述第四条要求时，特别介绍了中共在“三条件”下联合其他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会议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使被国民党重重封锁的共产党关于停战抗日的倡议得以公开传播开来，形成了反对内战、团结御侮的社会舆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同年先后爆发了国共局部合作的察北抗战和福建事变。然而由于王明“左”的错误和国民党特务破坏，几个月后“御侮会”便被迫停止活动。但它毕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与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革命民主派合作建立的第一个抗日组织。可以说，宋庆龄是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合作抗日的最早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伟大先驱。 1934年春，形势更为险恶，国际法西斯势力猖獗，日本一再增兵华北；国内蒋介石不惜调动百万大军，向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提出了全体武装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等杭日救国六大纲领[6]。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请求宋庆龄出面主持开展制止内战、武装自卫的签名运动。宋为此秘密会见了上海局书记盛忠亮，商讨了活动计划，并发起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6月20日，把有宋庆龄、李杜、马相伯等著名爱国人士1779人签名的“六大纲领”，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公布于世。宋庆龄走上街头，征集签名，号召制止内战、武装自卫。仅月余，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的代表10余万人，在纲领上签了名，自卫会在各大城市建立了分会。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北平地下党用北平“自卫会”的名义组织发动起来的。通过这些活动，使反对内战、团结救国的主张深入人心，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在组织上奠定了群众基础，在舆论上起了先导作用。 二、为沟通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系，牵线搭桥 1935年底华北事变后，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连年“剿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