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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雅士精神生活的弦歌 嵇康弹奏《广陵散》（图源网络） 司马相如的一曲《风求凰》打动了才女卓文君，从而与其远走结为伉俪，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话。如果说一曲古琴成就了一段爱情，就如梁祝一样成为了浪漫爱情的化身，那么另一段古琴曲却谱写了撼人心弦的一幕，那就是嵇康的《广陵散》。广陵止息，嵇康绝响。文人雅士的风雅情愫与虚世沉浮里，我们感悟了其精神寄托的全部。 遥望历史的长河，300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的岁月里，古琴，是文人手中个体化“弦歌”的工具，是文人士大夫的时尚。即使封建社会中的古琴一直没有摆脱朝廷庙堂，但古琴的气质却与文人雅士的精神取向息息相通。古琴与文人雅士的不解之缘，几乎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 柳下眠琴图 古琴与其他乐器不同，它不仅是造琴工匠制作的乐器，更是文人直接参与制作的、蕴涵了中华文化精髓的艺术珍品。古琴乃古代所谓的“载道之器”，非音乐艺术范畴的“乐器”所能局限。琴乐并非一般所谓的音乐艺术所能涵盖。古代文人雅士显然是缔造琴文化的主力军，从整个琴学的范围看，文人雅士在人数上虽不是太多，但正是他们为琴文化发展定下了基调，古琴文化的参与者中并非都是文人，还有生生不息的民间音乐文化和智慧从之而出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从大的文化群体来看，除了受儒、老两大文化传统浸染的文人群体以外，其余的三教九流、佛道文化、皇室宗亲、山林隐士等群体都为古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古琴已经是文人赋诗弦歌的重要工具，古琴由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巫术图腾活动分离出来，并寄托了先秦理性主义的光芒。古琴成为文人抒情写意、修身养性与接受救育的必备工具。无数贤哲对提高古琴的文化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竹林七贤 古琴向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逐渐挺进，并向深层次浸透、熏染。这种发展状况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显得尤为突出。魏晋名士风度，虽然背后隐藏的是对惨烈的现实政治的逃遁，对现实生活的深沉绝望，但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艺术气质，潇洒脱俗，自由雅逸，却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鲁迅先生曾说，魏晋时期乃是一个“艺术自觉的时期”，“为艺术而艺术”的时期。古琴艺术发展到魏晋时期，更加被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和为天地立心的精神品格所浸润。他们不但与世俗礼法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还在生命的沉醉中找到-种洒脱的自由感和超越感，古琴的品格由此得到了提升。 阮籍的母亲去世后，嵇康的哥哥嵇喜按照礼法去吊唁，阮籍毫不客气，用瞧不起人的样子来接待。嵇康听说后不按常礼，只是带了酒和琴去吊唁，阮籍反而用极尊敬的样子来接待，这时候琴和酒代表了对生命的一种态度，越名教，任自然，追求一种生命的自适和自然。嵇康，善于弹琴，后来被司马氏杀害，临刑前还弹了一曲（（广陵散》。于是千百年来传诵着“《广陵散》从此绝矣”的浩叹。陶渊明所谓的“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是寂寞心灵中的古琴之音，不是今人在众声喧哗中所求的心态和意念。文人爱解琴音，妙析玄理，品评激赏，此种名士所长所擅的必备修养形成一殷强劲的风气，在魏晋以至整个南北朝时期始终未衰。所以，无怪乎北宋琴史学家朱长文要说，“晋宋之间，缙绅犹多解音律，盖承汉魏嵇蔡之余，风流未远”。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魏晋之际的文人风气对古琴艺术影响的深刻久远。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融会吸收外来文化最开放的朝代。风靡整个社会的是经由丝绸之路传来的“铿锵铛沓”的胡部新声和外来异调，唐玄宗热衷的是“头如青山点，手如白云飞”的羯鼓，而唐代宫廷的《霓裳羽衣》则是融会中外音乐风格的新形大乐。古琴在隋唐之际的那些素养较高的文人中间，仍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 李贺像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刚刚十八岁的李贺从家乡福昌（今河南宜阳）来到东都洛阳，带着自己的诗稿前去拜访大文豪韩愈。当时，韩愈在洛阳当国子博士，文名卓著，看到门人呈上来人的诗卷，第一篇《雁门太守行》开头两句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麟开。”诗句突兀奇警，如破宅而来，韩愈精神倍长，请李贺进来。 李贺是唐王朝宗室的远年后裔，作为没落贵族子弟过着颇为清寒的生活，偏偏自幼喜爱吟诗，苦吟结硕果，十几岁就以擅长写乐府诗出名。韩愈见李贺有如此诗才，欢喜过望，彼此结成了忘年}交。元和四年(809)，韩愈约了当时另一位有名的文人皇甫浞一起过访李贺。文坛名人的到来，令李贺兴奋不已，即席赋诗《高轩过》记述这次幸会，千古传为佳话。韩，李结下忘年交，为音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乐章。 元和六年(811)秋，长安来了一位擅奏七弦琴的和尚，人称颖师。他与文人学士广交朋友，为他们弹奏，希望寻求到知音。颖师是出家僧人，不是想借琴艺博取一官半职，而是要诗人为其写诗，以求留名后世。 一天，颖师挟琴拜访韩愈，坐定以后，为韩愈弹奏七弦琴，颖师的琴声轻柔而起，缠绵婉转，犹如青年男女在窃窃私语，卿卿我我，亲昵嗔怪，轻声细语中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