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与卖国选读.ppt

关于禁烟，从各类史料来看，我们找不到琦善有关弛禁的言论；又因为清王朝内部似无“弛禁派”，称琦善是弛禁派首领，也无从谈起。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主张严禁，道光帝下令各省将军督抚议奏。琦善表示同意严禁。此后，根据道光帝的谕令，他在天津培行了雷厉风行的查烟活动，1838年8月至11月，共起获烟土15万余两。这一数字仅低于由邓廷桢主政的广东(26万余两)，而高于林则徐主政的湖北(2万余两)，居全国第二位。最近的研究也已证明，促使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的，不是林则徐，而是琦善。由此可见，琦善在禁烟活动中有着出众的表现。这虽然不能证明他是强烈主张严禁的官员，但足以否认其弛禁的罪名。 称琦善乘英军北上天津之机，攻讦林则徐的唯一可以看到的材料是，1840年8月11日，琦善奏称，向清方技递文书的英军“守备马他仑”，“其词只谓叠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马他仑(Maitland)是英舰威厘士厘号(Wellesley)的舰长，前往接收文书的是督标后营游击罗应鳌，他们的对话今已无从查考。但据此时通交的英方文件的内容来看，“叠遭广东攻击”一语，似非琦善为诬林而自行编造。至于惩办林则徐、另派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一事，本为道光帝所为，与琦善无涉。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官们，将原本应附于琦善1840年9月2日奏折之后的照会，误植于其8月17日奏折之后。这就给人一种误解，以为是琦善首先向道光帝提议惩林的。我们若将佐佐木正哉所辑录的英国档案馆中的中英往来文件相对照，不难发现此中的错误。 通过讨论，我们小组得出 第一，把握历史的原则。任何历史人物都是“过去”的人，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要求他。 第二，把握大节原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看待历史人物，应看他们的大节，看他对历史的贡献。 第三，把握阶级原则。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历史人物总是处于特定的阶级关系中，总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为本阶级服务。 * 讨论课题：爱国与卖国 小组成员：郭展成 余洋 刘朝阳 张高行 朱雪立 张杰 张俊峰 罗帅 琦善 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一目了然。在坏人的队伍中，琦善大约可属“最坏”的一类，因为他犯有古今中外均视为不赦的罪行--卖国。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会饶恕自己历史上的卖国贼。可是，琦善果真卖国吗？ 在当时人的描述和后来研究者的论著中，琦善被控罪名大约有四：一、 主张弛禁，成为清王朝内部弛禁派的首领，破坏禁烟。二、英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乘机打击禁烟领袖林则徐，主张投降。三、 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虎门危急时又拒不派援，致使战事失败，关天培战死。四、 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 以上罪名是否属实呢？ 关于他在广东的所作所为，据琦善奏折，他于1840年11月29日到广州，12月4日接印视事。从11月29日至12月26日，他仍迷醉于通过“开导”解决中英争端。12月26日，接到义律的最后通牒，次日起4次增兵虎门。由此至1841年2月22日，琦善共向虎门派兵3150名，另雇勇5800名，且有调拨火炮等情事。称琦善拒不派援，致使关天培孤军困守以致失败的说法，不能成立。 关于私许香港，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虎门口端的大角、沙角。义律随之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的强劲攻势面前，趋于软弱，复照称，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上奏道光帝，请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尖沙咀(即今九龙)、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由他上奏请旨。可是，义律歪曲了琦善的意思，于1月16日照会琦善，声称将“以香港一岛接收”。在这份照会后面还附有另一照会，以“私情致请”释放两名外国商人。从琦善照会内容来看，明显是对义律请求放人的照会的回复。而义律不顾琦善上下文的本意，捉住“现在诸事既经说定”一语，于1月20日宣布，他已与琦善达成了共有4条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条是“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予英王……”，广东巡抚怡良根据伯麦致赖恩爵的照会，上奏弹勃琦善“私许”香港。这说明恰良未知真情。近人的研究也证明，琦善未与英方达成任何有关香港内容的条约或协定。 李鸿章 这位晚清显赫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