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潘曜：我给南极“做CT”.docVIP

90后潘曜：我给南极“做CT” 　　行程数万千米，带着1.5吨器械，到达南极洲海拔最高的科考站昆仑站，90后小伙潘曜去了最艰苦的地方，做了最基础的科研工作。与许多在校学生不同，他把自己的研究扎到坚实的大地上，甚至扎到冰盖200米以下，他在给南极“做CT”。 　　为去南极“自讨苦吃” 　　2016年7月18日，潘曜从南极回国后的第一个科研成果“中山站至昆仑站南极冰盖下200米内部结构”进入收尾阶段。 　　1992年出生的潘曜是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的研究生。独生子的他从小没受过苦。然而，从大四时立志“南极一游”后，他便开始“自讨苦吃”。 　　为了适应南极的恶劣环境，潘曜开始锻炼体能。“400米跑道，跑10圈，3年风雨无阻。”同时，他拜入太原理工大学极地科考专家窦银科教授门下，做好知识储备。 　　机会终于在2015年4月降临。窦银科为太原理工大学争取到了一名南极科考名额。潘曜通过一系列测试后，从60名预选人员中脱颖而出。 潘曜 　　在2015年11月到2016年4月，潘曜参加了中国第32次南极考察，成为其中最年轻的队员。这期间，潘曜携带5套冰物质过程监测系统、1套冰盖表面特征监测系统、2套冰川移动监测系统和1套探冰雷达，设备总重量达到1.5吨。 　　2016年1月5日，登上南极最高点、海拔4 093米的“冰穹A”后，潘曜兴奋地光着膀子拍照留念。 　　挑战-40？℃的冰川大陆 　　南极一游并不轻松，特别是在头顶暴风雪、脚踩冰裂隙、忍受-40 ℃低温的恶劣环境中向南极最高点进发的时候。 　　潘曜的工作由此开始。冰物质过程监测系统的主体是个一层楼高的铁架子。“组装铁架子时，一些小螺丝戴着厚厚的手套根本对不准螺丝孔，必须裸手装，但因气温太低，手指头一碰到铁螺丝就黏住了。”潘曜笑着说，“装一台设备黏掉一层皮，有时甚至手指甲也被碰掉了。” 　　器械大多笨重。比如探冰雷达仅电池就有100千克，潘曜每天得倒腾两回，经常累得大口喘气。“南极空气太干燥了，我张开嘴，连想咽的口水都没有。” 　　危险也时时伴随。南极科考，最危险的是数不清的暗藏的冰裂隙。这次，考察队在南极洲“内陆出发基地”外20千米处，发现了一个数千米深的冰裂隙。“大家都没想到会出现在离基地这么近的地方。人一旦掉下去，甭想再上来。”潘曜说。 　　在南极洲内陆的55天里，潘曜最终把科研器械安置到从中山站到昆仑站1 300千米的沿线一带。“这些设备可以实时监测多项数据，就像给南极做CT一样。”潘曜说。 　　为科研大厦搭建数据支撑 　　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装设备，一个洞一个洞地凿窟窿，南极的辛苦换来的是冰盖200米下的第一手精准数据。 　　“以前冰川研究大多基于国外公开的卫星监测数据，误差较大。以冰川厚度为例，误差甚至达到几米，远大于南极冰川每年1.5～2米的变量。”窦银科教授感慨地说，潘曜在南极留下的科研设备可以把这个误差缩小到厘米级别。 　　然而，极地监测设备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南极内陆测试，研发成功后又很难进行大面积推广，市场回报率极低，因而一直是科研冷门。 　　但是，严谨的科学研究离不开基础数据支撑，离不开精密的科研器械。窦银科说：“作为90后，潘曜能把兴趣投向基础研究领域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他肯从数据收集做起，这种脚踏实地的作风是值得年轻学子学习的。” 　　如今，潘曜和导师正在整理分析从南极所获取的各项数据，研究南极过去4万年冰雪累积的变化过程，为推演未来南极冰盖运动与气候变化提供理论依据。 　　南极考察的别样乐趣 　　“在一片冰天雪地中，也许你会感觉到大自然的冷酷不可抵抗，或是感受到一个人的渺小和压抑，但当每次修车、铲雪、帮厨、加油、整舱或一起做别的工作时，看到每个人冻得直哆嗦的脸上挂着满胡子的雪，却一起笑着、乐着，无私地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南极好像没有那么冷，你会发现，南极好美！” 　　在2015年12月30日抵达昆仑站的当天，潘曜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低温、缺氧，南极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困扰着潘曜的日常工作，却也为他和队友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别样乐趣。 　　潘曜说，科考困难是多方面的，除了温度低、气压低的恶劣环境，还包括内陆队后勤力量的薄弱。“在极端环境下，科研设备重量大、现场工作强度高，对身体和精神都是很大的考验。” 　　“在昆仑站安装冰物质过程监测站，我在气温-40 ℃、气压仅500千帕的情况下，在两名队友的协助下连续工作10小时，最后是拖着冻僵的身体完成了工作。”潘曜说。 　　这是一场真正与大自然的战斗，战斗的同时，潘曜收获了队友们团结互助的兄弟情谊。“在每一次我困难、沮丧的时候，是队友们帮助我振作起来。他们教会我如何开雪地车、如何给车加油、如何固定物资。”潘曜说，作为全队最小的队员，他感受到了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