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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中如何生“有”？ 　　怎么从“无” 中生“有”？当威廉?詹姆斯（译者注：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心理学之父。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的倡导者，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也是美国最早的实验心理学家之一。1904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06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思考这个所有谜题中最基本的谜题时，他得出如下结论：“存在”问题在所有哲学中都是最黑暗的问题。这个问题真是令人恼火，因为它在否定所有可能解释的同时，又要求必须给它一个解释。于是他写道：“从无到有之间，没有任何逻辑的桥梁。” 　　在科学中，所有的解释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如果“无”真的是什么也没有，它就缺乏成为“因”的动力。这并不仅仅是我们无法找到正确解释的问题，而是解释本身在面对“无”时都无能为力。 　　这一失败，可以说正好打在了我们的痛点上。我们人类是一个会讲故事的物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那些最基本的理解都是从故事得来的，而最终极的故事是“世界是如何从无到有的”，它要远比英雄之旅、男孩遇见女孩之类的故事更为根本，它是最原始的叙事诗。然而，这是一个会破坏掉故事构思基础的故事。这是一首自我毁灭和自相矛盾相互交织的叙事诗。 　　怎么可能不是如此呢？这个故事的闪光点就在于“无”。“无”这个字，能够作为一个词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是一个名词，代表某种事物，但它又表示没有任何事物。当我们想到这个词，或者说出它的时候，它就有了含义，而有了含义，就玷污了这个词，从而破坏了它的“无”。此时，人们肯定会感到大惑不解，这究竟是“无”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出了问题？它到底是一个宇宙学问题，还是一个语言问题？它到底是一个有关存在的问题，还是一个有关精神的问题？它到底是一个物理悖论，还是一个思想悖论？ 　　无论它是哪一种，我们都必须记住一件事情：一个悖论的解决方法存在于问题中，而不会存在于答案中。在问题中的某个地方，一定会有一个疏忽，一个有瑕疵的假设，或者张冠李戴。在“怎么才能从‘无’中生‘有’？”这样一个简洁的问题中，可以隐藏错误的地方并不多。也许这就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披着更新、改进后的伪装，回到同一个老的思路上来，将本该沿着科学的轨迹进行的事情，搞得如同夜游症，或者说是同一主题的各种变奏曲似的原因吧。每走过一次，我们都试图在詹姆斯所说的那难以捉摸的桥梁上铺下又一块垫脚石。 　　虚无缥缈的“以太” 　　最古老的一块垫脚石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能从“无” 中得到些什么的话，那就试着让“无”变得不再那么“无”吧。古希腊人认为，“空白”空间充满了一种被称为“以太”的物质，所以“空白”空间是一个充满了物质的空间。亚里士多德认为，“以太”是世界上第五种永恒的元素，它的不变性比泥土、空气、火和水更加完美神圣。但真正的虚无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不相符合，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事物的本体是根据其在自然秩序中确定的恰当的位置上升或者下降的。虚无是完美对称的――从任何角度观察它都是一样的，它使得诸如“上”、“下”这样的绝对空间方位完全失去了意义。亚里士多德指出，“以太”可以作为宇宙中的指南针，在这个终极的参考坐标系中，所有的运动都是可测量的。对那些痛恨真空的人来说，以太正好将真空驱除得干干净净。 　　古老的以太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逗留了上千年，直到19世纪末被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等物理学家重新描述。麦克斯韦发现光的行为表现好像一种波，以一个特定的速度传播。是什么在波动呢？光速的参照物又是什么呢？“以太”似乎是一个放在手边的答案，它不仅为光的波动传播提供了介质，还像亚里士多德最初设想的那样，提供了一个参考坐标系，宇宙中的所有变化都可以以其为参照展开。但是，当阿尔伯特?迈克尔逊和爱德华?莫雷在1887年着手通过“以太 　　风”来测量地球运动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以太”。在此之后不久，爱因斯坦以其狭义相对论将“以太”这一概念彻底送进了坟墓。 　　希格斯场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近几十年来我们都将“以太”视为历史上的奇谈怪论和倒退。但是，它的生命力超出了我们的设想。今天，我们可以在一种全新的环境――希格斯场――中，瞥见“以太” 的身影。希格斯场遍布整个真空的空白空间，它的场量子化激发就是现在著名的希格斯玻色子。希格斯场是一种被称为标量场的场，而且是其同类场中唯一被实验验证的场。这就意味着，它在空间中的每一点上都只有一个量（这一点不同于描述光的场，描述光的场在每一点上都存在大小和方向两个量）。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对所有观察者来说都是一样的。 　　此外，它的量子自旋为零，这保证了从任何角度看它都是一样的。自旋是在使一个粒子看起来和其起始状态一样之前你需要将该粒子旋转的角度。传递力的粒子（光子、胶子）均为整数自旋――旋转360°后，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