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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愿》中的跨文化经验 　　【摘 要】谭安美的《女儿愿》基于三个不同文化身份人物的一次中国之行。故事采用奥莉维亚的叙述视角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西方是如何“看”中国的。在娓娓道来的故事里，在生动细致的描写中，一种浮现于字里行间的西方优越感、一种对异己的弱势东方文化的排斥和鄙视、一种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微妙揶揄、一种凌驾于文字之上的西方强势话语的运作呼之欲出，作品中的跨文化经验由此得到彰显。 　　【关键词】女儿愿；谭安美；跨文化经验 　　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1987年的成名作《喜福会》以独特的视角细致地表现了文化背景相异的母女间那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并以母女间的误会和沟通象征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这种跨文化经验也同样反映在她的另一个短篇《女儿愿》中。该故事基于三个不同文化身份的人物的一次中国之行。但在娓娓道来的故事里，在生动细致的描写中，我们却能明显感到一种浮现于字里行间的西方优越感，一种对异己的弱势东方文化的排斥和鄙视，一种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微妙揶揄，一种凌驾于文字之上的西方强势话语的运作。 　　早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赛义德就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范畴，即从西方如何“看”东方这一角度，来批判西方文学作品中所渗透的西方优越、文明、进步，而东方愚昧、野蛮、落后的偏见，以及所谓东方请调等。东方主义者总是“几乎原封不动地沿袭前人赋予东方的异质性、怪异性、落后性、柔弱性、惰怠性”等。这样就形成了作为东方主义之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等级区分：西方/东方、优越/低劣、先进/落后、文明/野蛮、富有/贫穷……等等。细读谭恩美的《女儿愿》，我们不难感觉出其中的二元对立的等级区分。故事采用了奥莉维亚的叙述，这一叙事角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西方是如何“看”中国的。换言之，它是如何看待、理解和阐释这块土地、人民及文化的。这其中显然存在着冲突、鄙视、歪曲和凌驾某方之上的话语霸权。 　　文中有四个主要人物：奥莉维亚、可婉、西蒙和大妈。身为姐姐的可婉虽已移居美国，却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代表。中国之于她有着无法言说的亲切和骨肉之情，那是融化在她血液中的基因。但长期在美国的生活对她并非毫无影响，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已或多或少反映在她的一些看法和想法中。妹妹奥莉维亚，即叙事人“我”虽有一半的中国血统，但因为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是由可口可乐和意大利薄饼喂大的，后又嫁了一位美国丈夫，从名字到思维习惯都是美国式的，是所谓的“黄皮白心人”。在父亲说出可婉之前，她和母亲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中国女孩的存在，当然也包括那个在她们心目中既遥远陌生又具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国度。如果说可婉对中国有着清晰的记忆和深切的思念，她的中国之行是对记忆的印证，对夙愿的了结，那么奥莉维亚差不多只是以一个陪同和游客的身份来中国的。虽然在美国时她多少已通过可婉作品对中国特别是长眠有了一些了解，看到那些山水她有时也会意识到这曾是她的祖先休养生息之地，但一切对她来说毕竟太遥远、太疏离、太难以把握，她只是在理智上认识到这一点。西蒙，即奥莉维亚的丈夫，是地道的美国人，不懂中文，完全作为一个陪同者经历了可婉的故乡之行，对发生的事总是感到莫名其妙，大惑不解或表现出激烈的反感。文中的大妈实际是可婉的姨妈，在可婉母亲去世后一直与可婉相依为命。她自始至终存在于可婉对女儿愿的讲述中，是可婉女儿愿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任何叙述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作为叙述者的“我”（文中的奥莉维亚）在决定叙述内容时有意无意经过了精心的选择，因此，我们读到的已是经过一付特殊的眼镜过滤后的长眠和中国。这其中已带有叙述者或直接或间接，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这付特殊的眼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叙事者的立场观念、情感因素、价值取向及理解能力。而这种理解能力有时往往借助了一些已有程式、主观想象及虚构的成份，使得“我”的叙述更具主观色彩。因此，这篇《女儿愿》并不像它表面所表现出的只是一个故事。其中视角的改变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其中叙事人的立场尤其值得做深入探讨。 　　当奥莉维亚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她和可婉的心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婉是带着记忆带着实现心愿的迫切心情回到中国回到长眠的。她就像一滴水瞬间便自如地融入了生养她的土地和人们中间。但尽管如此，一开始当地人仍认定她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他们还是要她支付比一般价格高几倍的，外国人标准的价钱。奥莉维亚虽然会讲中国话，但她对中国的了解仅是通过一些支离破碎的介绍和可婉作品中的描写。来到中国还不到8个小时，她醒后首先提醒自己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在她的领土上，我们得遵从她的规矩，讲她的语言。”一连几处“她的”就明显地表现出了奥莉维亚与中国的疏离陌生感。这种对于中国的陌生感从她最初听到中国时就已开始。叙事人“我”交待说，原来可婉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父亲在美国的家中一直对其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