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爱》第五部---在南京大学的42年.doc

《生命之爱》第五部---在南京大学的42年 风雨路上的爱 —我的人生跋涉  前 言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人的一生中，总会经历顺境和逆境，总会有喜也有悲，也会由此生爱，由此生恨。 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你会发现，顺境中有爱，逆境中也有爱，一个人生活在爱中，比生活在恨中更有积极意义。 时间会将爱酿造得更为醇香，也会将恨冲刷得淡而无味。 爱将风雨人生装点得更加辉煌！  第一章 风华正茂的黄金时代 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就是在大学的学习时期。那时，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意气奋发，踌躇满志。 1956年9月1日，我告别了父母，告别了故乡，只身奔赴南京，跨进了江苏省的最高学府南京大学，迈进了人生的新时代。那年，我十八岁。 那天，我刚走出南京下关火车站，只见车站广场彩旗招展，我一下子就被南大的迎新学生簇拥，把我连人带行李送上了南大的迎新车。 汽车刚一进南大校门，在化学系迎新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二条大横幅：“欢迎你，祖国未来的化学家！”和“你选择了化学作为终身职业，将永不后悔！”多么鼓舞人心的口号！此时，化学系的学长们一个个上来与我热情地打照呼，当即走过来一位又高又健壮的大个子学长，将我的行李肩扛手提，领着我走进早被安排好的的学生宿舍5舍105室，并编排在化一（5）班。稍作安顿，他就带我到学生食堂吃饭，帮我买好饭菜。我只有饭碗，未带饭勺，他当即从上衣口袋抽出一把，并说，这是我自己的，不用还了。说完即与我挥手告别，我也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刚进南大，我什么都好奇，象《红楼梦》小说中那个刘佬佬刚进大观园。我到建筑宏伟的大楼里探头张望，到修剪整齐的一块块大草坪上打坐，到浓荫下的校园里漫步，对今后要在这里度过五年的大学生活充满憧憬。 我背着书包走进化学系东大楼阶梯教室，上我进入大学后的第一堂课。上课铃声刚停，走进了一位精神瞿烁的老教授，他手夹一只皮包，大步走上讲台，后面跟着十多位男女青年教师，阵仗威严。原来他就是我们化学系系主任、一级教授、科学院学部委员、闻名中外的化学界学术泰斗戴安邦先生。我们大家都为有这样一位名师给我们上课而感到自豪。戴先生讲课，逻辑思维严谨，说话铿锵有力，还配有图表，有时还当堂做小实验，形象生动。每堂课都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学术盛宴，把我们一步步领进化学科学神圣的学术殿堂。 戴先生不仅是位名师，也是位严师。化学本身是门实验科学，他对我们做实验，从洗瓶子到手拿滴管都有严格要求。他严令，不管你实验做得好坏如何，但不准窜改实验数据，不准考试作弊。记得，有一位学生抄袭别人的实验数据，当即被开除。 有人说，大学生活是浪漫的。但这种浪漫，不是在生活上。当时，我们的生活是清苦的。冬天，我们在教室里自修，会冻得时不时外出跳脚取暖。夏天，在大教室里上课，会热得满身大汗。那时的我们，求知若渴，每天的生活都围绕“学习”二字有规律地周而复始。清晨，会拿着书本，在校园里晨读。上下午，或是到教室上课或在实验室做实验。如来不及将实验做完，就常会饿肚子，做完实验后再出去胡乱吃上一点了事。晚上，我们都会去图书馆阅览室或教室进行晚自修，由于座位紧张，事先都会有一位同学先行，在桌子上摆上书本，代留座位。 我们刚进入大学，正是1956年下半年。那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我们象是一窝窝在鸟巢里的雏鸟，嗷嗷待哺，我们在如饥如渴地吸吮着母校的乳汁。 但是，一年不到，校园的平静被打破了。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漩涡。 1957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早晨，我和几个同学正背着书包去教室上课，路经一小别墅围墙外，见到一张大字报，指责住在此别墅里的一位将军坐小汽车在我校大门口进进出出，搞特殊化。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看了大字报，大家都无动于衷。但当中午下课返回时，又见多了几张内容相似的大字报，并有学生围赌进出校门的小轿车。再过几天，校园内大字报多了起来，大都是向学校各级领导提意见的，很快这些大字报贴到了位于南京市新街口闹市区的《新华日报》的大门口。有人经常在校园的要道口发表演说，先是一个声调，后变成二个声调，双方开展激烈辩论。接着，报纸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帮助党整风的文章，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于是各种五花八门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内容又转向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方向。不久，中央发出了反击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号召，学校一些教师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我们也参加了各种大小批判会，这是我们进入大学后的第一次政治运动。 1958年，我们上大学二年级时，中央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全年级被安排到南京的大型化工企业南京化工厂勤工俭学。我们与工人一起三班倒。我负责管一只很大的磺化反应锅，仪器、管道、阀门、凡尔众多，操作规程严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