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论梁启超的办报思想.docVIP

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论梁启超的办报思想 　　摘 要 梁启超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家，被后人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任公在报刊传播的讯息是一种催化剂，它本身的力量很小，但能在当时的中国亿万国民中激发很大的力量。本文选取其中影响巨大而深远的3份报纸：《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以为典型案例，结合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的《传播学原理》内的传播学理论，简要分析梁启超办报思想及传播效果的演变。 　　关键词 梁启超；新闻思想；传播理论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 154-0007-01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晚清有着重要地位，梁启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任公亦是一个不断修正自己思想以期与时代同步的人。任公对于中国近代报刊有卓越贡献，本文选取其中有影响力的3份报纸：1896年的《时务报》、1898年的《清议报》以及1902年的《新民丛报》为典型案例，结合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的《传播学原理》的传播学理论，简要分析梁启超办报思想及传播效果的演变。 　　1 “去塞求通，宣德达情”：《时务报》 　　1896年8月9日，在黄遵宪带头主持下，《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应黄遵宪之邀，梁启超受聘为总撰述。就在该报创刊号上，任公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以说明其理念。去塞求通，宣德达情，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办报的核心宗旨。在此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报刊的耳目喉舌论。“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若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报纸作为国君和臣民的耳目和喉舌，与麦克卢汉所说的大众传媒为“人体的延伸”异曲同工。施拉姆认为麦克卢汉学说是研究媒介如何影响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其中心思想：作为一种宏大的社会比喻，传播媒介不仅传输信息，而且告诉受众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不仅激发并愉悦受众的感官体验，而且潜移默化着感知感觉，进而影响受众的思维特性。晚清中国，国家政权主导的“闭关锁国”导致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形势脱轨，教育并未普及，对于大多数不识字的国人来说阅读报纸困难重重。这种对外封闭、对内隔阂的情状，是触发任公定位报刊“耳目喉舌”功用的时代背景。报纸作为近代主要的印刷品，其影响力促使口头文化向媒介文化过渡，从而深入想象活动。相较其他同期报纸，《时务报》的读者不再局限于王公大臣，而是扩展至士绅阶层，这些士绅都有一定的政治文化修养并在国家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上层人士。 　　2 “主持清议，开发民智”：《清议报》 　　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集资创办《清议报》。第一卷《叙例》中，任公把宗旨定为“维持清议，激发正气”，“增长学识”。显然，梁启超的报刊理念已突破“报馆有益于国事”，报纸不仅可以发挥“宣上德通下情”的功能，还能激发民智、增长学识的教育与传播功能。在第11期《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任公进一步把报刊宗旨概括为“主持清议，开发民智”。此时的梁启超不再把报纸视为政党宣传的舆论工具，他希望自己的报刊为国民利益尽力，为全人类的利益尽力。“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表现出一种报刊的社会责任意识。报纸从信息的载体发展成教导工具，传播媒体可作观点宣传，宣扬知名人物或者民族象征意义，从而加强国家团结互助。《清议报的读者对象相较于《时务报》，更向整个国民群体下移，文风及宣传方式都更加通俗易懂，容易接受。其中的评论文章“用精锐的笔触述说微言大义，‘谈言微中，闻者足兴’。”任公利用报刊文章“开发民智”，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改造国民性”埋下伏笔。任公的眼光已不局限于“一党之言”，传播新思想，开发民智，宣传国民共识感和民族精神，凝聚社会力量，达到团结与合作。提倡民权、衍生哲理、辨明朝局、激励国耻，任公在此四大特色上进一步提出衡量报刊优势的四条标准：宗旨高而定，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速而确，这其中蕴含的报刊功能、新闻时效性的传播思想都为后世所认可。 　　3 “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新民丛报》 　　1902年2月8日，在冯紫珊、黄为之等旅日华侨自助下，以《新民丛报》为名在日本横滨复刊。报刊理论上，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刊登一篇《敬告我同业诸君》，更加精准定位报馆的两个基本功能：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是对政府而为监督者；二为对国民而为向导者。简言之，即为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沃尔特?李普曼的《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是研究舆论的拓荒之作，把政治世界的图像搬进选民头脑的，主要是新闻媒介。如今的时代，新闻媒介接过了很大一部分监测的任务：接管大部分协调工作的是政府、政界领袖、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