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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读书思想及对后世的启示 　　摘 要：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他从小酷爱读书、善于读书，会根据环境和时世的变化选择合适的书籍，并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际生活中，这是许多人无法企及的。曾国藩读书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言传身教，他的读书风范感染了后世。即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有诸多借鉴之处。 　　关键词：曾国藩;读书;方法;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16 　　曾国藩（1811年―1872年），湖南湘乡人，晚清军政大臣，洋务运动的先驱者，湘军领袖，湘乡古文学派创始人，被誉为满清王朝“中兴第一名臣”。他通过读书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一、自幼胸怀大志，饱览群书 　　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里，读书于个人而言是获取金钱地位、实现人生价值、享受荣华富贵的最佳甚至是唯一途径，于家庭而言可以显亲扬名、光宗耀祖。因此，各行各业的百姓人家，只要生活上稍能对付，都将子弟送至私塾，以期“十年寒窗、一举成名”，图个光大门庭。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曾家世代务农。曾国藩祖父曾玉屏早年弃学，文化程度不高。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天分平常，耗去了大半辈子光阴仅考中一个秀才。全家人便将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 　　曾国藩六岁时，曾玉屏便聘了一位先生教他读书认字。曾国藩从《千字文》读起，不到十岁就读完了四书五经。接着开始学习八股文，准备应考。没几年时间，曾国藩就能做出八韵诗，制艺也能成篇了。此时，他读书的志趣并不太高，完全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这便是曾国藩读书初衷。 　　道光六年（1826年）春，16岁的曾国藩去长沙参加童子府试，名列第七。他的才华初露使曾玉屏父子大喜过望，从孩子的前途和仕途着想，曾玉屏父子便决定把曾国藩送到汪觉庵先生在衡阳所设的唐氏家塾去念书。一来可以改变一下环境，使曾国藩有新鲜感，产生新的求知欲;二来接触一些教学方法，把读书与做八股文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汪觉庵训迪士子，每日照例面课四书文外，还拿一些八股范文令学子们诵习，并加以详解。通过一年多的学习，曾国藩的八股文比起汪觉庵也不逊色。为了早早跳脱私塾的窠臼以求全面更大的发展，一年后，曾玉屏父子又将曾国藩送进涟滨书院读书。这里不但有知识渊博的师长、丰富的藏书，还有来自县境内胸怀大志、朝气蓬勃的学兄学弟。在这里，曾国藩杜绝交游，终日在书院内读书学习。为了明志，他还改号为“涤生”，意在涤除旧习，焕然新生。 　　道光十一年（1831年）冬，曾国藩肄业于涟滨书院。当时的他年轻气盛、锐志功名，最大的心事便是急于科举。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23岁的曾国藩参加湘乡县试，幸运地中了个秀才，接下来继续朝着科举路上的下一个目标奋进。入学岳麓书院不到一年，他参加乡试，得中举人。 　　然而，清代科举考试，上承明制，对于录仕，也承明制。明代重进士，进士出身为甲科，举人出身为乙科。举人会试不第，可申请入监为举监，或经荐举或考选入仕。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指出：“有明一代，终以进士为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职，举人皆不得与……甲科为县令者，抚按之卓荐，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数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职。而乙科沉沦外僚，但就常调而已”[1]。可见，举人入仕之初就与进士有着天壤之别。 　　曾国藩十余年寒窗苦读，志向远大，自然不甘于在举人打止。他想凭借考中举人的春风，到京城攀蟾摘桂。但之后的仕途似乎没有那么顺利了，先后考了三次才得中进士。 　　在入都会试之前，曾国藩的足迹未出过湖南。那时正如他自己所说“日与庸鄙者相处，全无所闻”[2] 读书以科场应试为中心，所谓“为考试而学问”，每天只是作些八股试贴，以猎取功名，只能称得上是闭塞山区的陋儒。曾国藩进入翰林院后，决心要涤除旧习，做一个藩屏封建国家的忠臣。他常在诗歌、日记、书信中抒发感慨，表明志向，在给诸弟的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3]。总之，就是要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读书，以实现“澄清天下之志”的宏愿，干一番大事业。 　　二、与时俱进与经世致用的读书思想 　　曾国藩在中进士之前，读书围绕科举为中心，范围比较狭窄。进京后，才得知有经学、理学等其他学问。在著名理学家唐鉴、倭仁等人影响下，曾国藩读书更加系统化、学术化，知识面不断扩展。 　　初入翰林院时，曾国藩读书主要靠自学，带有很大盲目性。他酷爱古文，尤其专心研读清代古文学家姚鼐的著作，期望在古文领域能有所建树。但在京师与学者、名流的交往中，曾国藩发现当时的梅曾亮、何绍基已远远走在他的前面，自己很难在古文领域超越同辈。所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