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与责任承担.docVIP

金融自由化的危机本源性及其法律矫正( 李国安(( 【内容摘要】同时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拉美金融危机的严重受害者。1973年，智利军队推翻阿连德政权，之后，智利军政府全面接受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经济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这一举措，虽然带来1978-1981年智利经济的繁荣，但由于该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完全是由大量外资涌入所推动，这种通过巨额负债所催生的经济增长模式注定只能是暂时而不是可持续的。同时，更由于智利实行其货币比索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僵硬汇率政策，一旦美元升值，导致比索被高估，必然出现贸易逆差和外资抽逃。1982年以债务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智利金融危机正是沿着这一轨迹演进的：该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暴跌15%，中央银行储备锐减45%，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高达30%，银行体系处于崩溃状态，政府不得不接管约70%的银行，重新控制原在金融自由化导向下被私有化的金融业，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才最终摆脱金融危机的困境。 另一个积极实践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拉美国家是阿根廷。阿根廷为了摆脱20世纪80年代席卷拉美各国的债务危机，不得不接受IMF的援助条件，于1989年开始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推行经济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改革。与智利几乎如出一辙，阿根廷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也曾一度使其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且被誉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美的成功样板”。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使其最终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反而造成更长期和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并在1999-2002年连续4年出现经济负增长（分别为-3.4%，-0.8%，-4.4%，-10.9%），全国银行业损失约达540亿美元（相当于阿根廷银行业总资产的2倍），2004年全年GDP只有1460亿美元的阿根廷，其外债总额竟高达1644亿美元，从而形成新一轮更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东南亚地区，泰国是较彻底接受新自由主义理论并据此推行包括资本市场自由化在内的全面金融改革的国家，其金融自由化程度和放松金融管制的程度甚至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泰国从1989年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以后到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在快速涌入的外来资金的支撑下，其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均获得空前的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发展模式甚至被IMF奉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楷模。然而不幸的是，正是由于其金融市场的过度自由化，为国际投机资金创造了获取暴利和制造金融危机的平台。在国际投机资金的冲击下，泰国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货币市场全面陷入危机。首先，国际资本利用泰国货币实行钉住美元浮动的僵硬汇率政策及资本市场高度自由化的便利，制造包括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在内的全面市场混乱，在泰铢被低估时期（美元贬值时期）大规模进入泰国市场，推动泰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快速膨胀，同时在泰铢被高估时期，以廉价的泰铢兑换成美元迅速逃离泰国市场，而巨额的外资出逃，使泰国股市、房地产市场和货币市场不堪重负，并最终造成大规模的市场动荡和金融危机。为了拯救泰国货币，泰国政府不惜动用其仅有的370亿美元外汇储备，悉数投入货币市场，试图稳定不断暴跌的泰国货币。但面对来势凶猛的国际投机资金，370亿美元如泥牛入海。到1997年底，泰国外汇储备仅余不足2.5亿美元，泰国政府再也无力实施任何救市行动。1998年底，泰国15家国内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高达49.4%，亏损额达90亿美元，该年泰国的经济增长率降至-8%。至此，泰国经济已陷入全面崩溃。 从上述数例在新自由主义导向下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结果可知，在不具备自身稳健的金融市场环境和金融法制环境的情况下，推行极端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使外国资金（包括国际游资）得以毫无管束地自由进出国境，其直接的后果是造成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而与在金融危机中所遭受的损失及危机之后的长期经济衰退相比，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昙花一现的暂时繁荣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全球化 金融自由化的重要特征表现为金融资源的全球配置多元化。也正是这一特征催生了形式多样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资本跨国流动的自由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全球化和多元化，为投机资本找到了获取最大利润的广阔途径，使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市场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同时，作为金融自由化重要一环的金融创新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投资银行的极力追捧，使金融创新的信用创造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现，其创造虚拟财富的一面得到极度的张扬，相反，金融自由化所固有的风险性一面却受到忽视和冷遇，甚至被有意掩盖。而正是这些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所累积的潜在风险，成了点燃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机的火种。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及作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的资本市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