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家庭史研究述评.doc

20世纪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家庭史研究述评 20世纪相关研究的总体情况 近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家庭史研究、包括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家庭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前期，迄今已有八、九十年的历史。我们根据自己划定的标准，搜拣此一时期所发表、出版的有关家庭史的研究成果，共获得相关著作70余部，论文近200篇。（见附录） 根据这些成果的发表年代，我们可以看出，过去八、九十年间的家庭史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国时期，第二阶段是50年代至70年代末，第三阶段是80年代以来。 第一阶段共出版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家庭史相关的著作13部，其中包括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商务印书馆，1911）、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25）、瞿宣颖《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北平广业书社，1928）、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吕思勉《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中山书局，1929）、吕思勉《中国宗法制度小史》（中山书局，192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1930）、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考察》（商务印书馆，1931）、（法）马伯乐《汉代中国人的私生活》（1932）、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陶希圣《婚姻与家族》（商务印书馆，1934）、袁业裕《中国古代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正中书局，1944）等；同一时期的相关论文有30余篇。这些论著，内容涉及家庭（家族）宗法制度、婚姻制度、姓氏制度、妇女生活、家庭礼仪和习俗等方面。由于来自历史学、法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学者的参与，并注重采取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中国家庭问题。因此，与中国传统学术相比，此一阶段的家庭史研究，不仅在研究思路、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而且在若干方面还取得了不少值得尊重的重要成果，比如关于婚姻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成绩较为突出。 第二阶段即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家庭史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显得相当沉寂，甚至可以说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我们所搜集到的此一时期的相关成果，有论著12部，除姚薇元《北朝胡婚考》（科学出版社，1958）和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设有专门篇章论述周代和北魏家庭家族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外，全部出自中国台湾学者和海外汉学家之手。这些著作包括：徐朝阳《中国亲属法溯源》（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英）鲁惟一《汉代的中华帝国初期的日常生活》（1968）、（日）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和国家》（东洋史研究会，1968）、何浩天《汉画与汉代社会生活》（台湾中华丛书编委会，1969）、何联奎《中国礼俗研究》（台湾中华书局，1973）、林菊桂《婚姻与家庭》（正中书店，1976）、宋昌基《中国古代女性伦理论——以先秦两汉为中心》（撰者印行，台北1977）、（美）杰克·杜尔《汉代的结婚和离婚》（1977）、（日）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和国家》（岩波书店，1979年出版）、鲍家麟《中国妇女史论集》（台北牧童出版社，1979）。同一时期的论文，我们共收录到25篇，其中紧扣家庭史研究这一主题的成果，以日本学者越智重明氏的系列论文最值得重视，其《汉代的户和家：从作为主人的户籍来看》（《史学杂志》，78-8，1969）、《井田制的家——战国秦汉时代家的理解》（《古代文化》，23-4，1971）、《家和家人》（《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4，1976）、《汉代的家》（《史学杂志》，6-8，1977）、《汉六朝的家产分割和二重家产》（《东洋学报》，61-1、2，1979）等，论述了自先秦至魏晋南北朝家庭史诸多方面的问题；此外，还有上田早苗氏的《汉代的家族及其劳动——夫耕妇织》（《史林》，62-8，1979）。同一时期中国学者的相关论文，涉及到婚姻家庭制度、小农家庭及其经济生产、民众日常生活等方面，其中出自大陆学者手笔者虽有10多篇，但大都并不是以家庭史为研究主题，我们予以收录进来，只是因其在讨论其它问题时涉及到家庭问题。因此，总体上说，这一阶段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家庭史研究重心在台湾和海外汉学界，大陆学者则少有建树；即使在台湾和海外，有关研究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步伐也十分有限。这种局面直到80年代以来才彻底得到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中国家庭史研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中国家庭史包括古代前期家庭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时期。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家庭史研究，视野较为开阔，理论方法较为多样化，论题也更为广泛，涉及家庭结构与规模、婚姻制度、丧服制度、称谓制度、家庭经济与财产继承、父权家长制、妇女家庭生活、家庭教育、家庭风俗、家庭与家族和国家的关系、家庭伦理与思想观念等等许多方面，几乎各方面的问题都已有学者进行了一些专门的探讨，并且涌现了不少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