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学教学课件》吸烟有害健康.pptVIP

吸烟有害健康为何写在烟盒上？ 证明吸烟有害健康的研究星星点点，散落在烟草广告大潮。其中，永远闪亮Cuyler Hammond的名字。 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Doll在世时，争议也一直不离他左右。二战前，Doll曾在德国学习，然而他在成名后却矢口否认听说过德国那些名声显赫的吸烟流行病学研究，更否认自己借鉴了前人的方法。 “时间和空间就是一个罐子，上帝别无选择，只有用沙子不断将它填满。” 或许，历史真的是健忘的，关于Doll的争议只是又一个证明而已。 世人厌恶纳粹医生所进行的一切科学研究，希望永不见到它们，更别提引用它们，“违背伦理”是一枪毙命的硬伤；另一些人很惋惜，因为纳粹研究的性质本身惨绝人寰，给人类造成巨大的损失，那一点点成果已经是我们能从中得到的唯一价值……实际上不用这两方继续争吵，多数研究记录已经被纳粹自己忙不迭地销毁。 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国家，她颁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禁止残忍对待实验动物的法律，然而却匪夷所思地残忍对待另一族的人类。这段历史也才让人看出，政治往往“先行于”科学。在这个case上，科学并没有被政治打压，也没有为政治妥协——如果是这些情况我们至少可以激愤地反抗一下。只是这段科学史、这些本可以做普通医生的人，生不逢时地和政治太过紧密，它因了政治而成了人类的痛，只好让人将它遗忘。 希特勒在德国轰轰烈烈开展禁烟研究，但命运终没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把禁烟政策贯彻到底——他毕竟试过；可是征服了德国的英美，却不想将其科研结果纳为己有，战胜国信心十足地发展经济，电台、电视台等各大媒体都大把大把接受烟草广告赞助——可想而知，越到这种时候，慷慨的人就越有发言权。在这边的广袤土地上，烟草行业一路绿灯、蒸蒸日上，它被标榜为健康活力的标志，取得着空前的胜利。 给他带来成功的特质从小可见一斑。此人1932年进入耶鲁大学物理系，大一被授予杰出学生表现奖；结果大二期中考就出了篓子——平均只有51分。教导主任惊唤H，H同学淡定地说：“这不难解释，你知道，课堂表现只占一半分，期中考占另一半，考卷一共100题，第一道偏巧就是‘描述欧姆定律‘。我做过好多试验论证这个定律成立和不成立的条件，于是我就分情况讨论，写啊写。总算写完了，还有99道，一看表，该交卷了。” ——永载流行病学史册的伟人，并非玩世不恭的天才少年，竟是个死脑筋。 Hammond后来转去学生物，接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著名的卫生和公共健康学院完成ScD，最后于1947年加入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ACS），专攻统计学相关项目。 那时候他面对的肺癌病人太多，ACS分给流行病学的钱却太少。Hammond敏锐地看上了ACS的志愿者，交给他们一项比挨家挨户讨零钱更有意义的工作。经过4年的培训，22000名志愿者正式上岗，每人在自己的周边盯梢10名50-69岁的普通居民，共计187766人。这些人的职业、生活方式和吸烟习惯都被记录下来；等谁死了就收其死亡证明。 如果大家记得上次希特勒旗下Müller的回顾性研究，立刻就会发现二者性质之不同。在回顾性研究中，研究者令死者家属回顾死者生前状况，家属很可能夸大其吸烟习惯，因为病情已知。前瞻性研究便没有这个问题，在志愿者觅人展开跟踪时，这些人多还处在该干什么干什么的阶段，对自己当前情况的描述相对客观。 初步结果显现：那些随军过程中染上烟瘾的老兵们更容易得肺癌。随着时间流逝，结论只得到更加的确证：死亡率和吸烟量呈正相关；每天吸烟40支以上的人，死亡机率是非吸烟者的2.23倍；除了肺癌，吸烟对身体其它器官也有影响...... 1954年，Hammond在美国医学学会的大会上宣读了初步结果。这在全国成了头条新闻，《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人均买烟量在这一年减少了6个百分点。 面对日益增加的不利证据，最积极的防御就是主动出击搅混水——烟草行业及时组建起烟草工业研究委员会（Tobacco industry research council，TIRC），其“就职演说”相当隆重。这封恶名昭著的《真诚公告》（Frank Statement）同时刊登在美国258个城市448份著名报纸上，霸占整整一页，自称将探究和回答一切关于烟草安全性的疑虑。只是，恐怕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它的性质是：一则广告...... 最近的‘焦油让小鼠皮长癌’实验让人们怀疑和恐慌，觉得是不是烟草确实是癌症增加的罪魁祸首。大家不要慌！不！要！慌！ 研究是医生开展的没错，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他们自己根本就不敢说，研究结果板上钉钉，更别提套用到人身上。我们相信大家是有辨识力的，应该对这个结果视而不见。而我们——我们坚信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更要郑重警告大家，这都什么年代了，不要死脑筋，德高望重的医生们都不信这些结果。德高望重的医生还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