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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摘要：晚清读书人在科举废除之后身份地位发生剧烈变化，文人被迫重新选择安身立命的路径，人格逐渐从依附走向独立意识的觉醒，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由此诞生。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人相比，虽然政治地位边缘化，但获得经济和人格上的相对自由和独立。他们利用新的职业身份和媒介，凭借文化话语权以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发挥社会影响力，以此追求“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和抱负。 　　关键词：晚清 传统士人 近代知识分子独立意识 　　晚清读书人的社会身份地位发生剧烈变化，中国传统士人向具有新品格的近代知识分子转变。中国传统士人与近代知识分子有本质区别。中国传统士人居于政治话语中心，在社会上属于贵族身份，在经济和人格上具有明显的依附性，为维护道统和王朝统治而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政治地位边缘化，处于民间身份，具有经济和人格上的相对自由和独立性。近代知识分子凭借其文化话语、思想优势发挥“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和抱负，特点是不与权势者为伍，也不取媚于世俗百姓，而是以自主的姿态、独立的意识关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1.从依附到独立意识的人格觉醒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无论是社会政治生活还是家庭生活均是等级分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象征着尊卑上下的等级秩序。除此之外，中国传统社会按照身份地位高下尊卑划分为“四民社会”，其中传统士人在四民中身份最为尊贵。 　　传统士人读书多以“学而优则仕”为最终目的，有着强烈的“治国平天下”情怀，即使没有机会入仕实践政治抱负，在民间也表现出对政治的关注，因而中国传统士人将科举入仕作为人生正途，这在一家一姓的王朝是最好安身立命的捷径。在中国传统社会，士人通过读书科举逐渐获得身份地位和社会特权，成为社会贵族化群体。学而优则是仕不仅提升或巩固了自身份的贵族身份地位，而且借此解决生存问题，一旦科考成功则功名利禄兼得。这份功名利禄的获得是以为一姓之王朝服务为代价，所言所行为维护政治统治和道统服务，这造成了传统士人经济上的依附性和人格的依附性，实质上传统士人属于依附性阶层。 　　传统士人尤其是一些汉族开明官员，早在鸦片战争之后便开始推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但在陈旧体制内的变革“治标不治本”。19 01年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实行清末新政，以皇帝诏书形式宣布变革，其中包括筹备立宪、改革官职、废除科举、创办新学堂等，这场改革可谓石破天惊，造成社会人心“动荡”。有人这样描述清末新政的社会效应：“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偏多，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虽然这场改革实质上满清王朝为维持苟延残喘的生命而实行的“皇族内阁”，一部分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文人对满清完全失去了希望，这种急速的变革虽然带给文人由贵族身份逃离政治权力中心的沉痛，但阵痛之后是生命和选择的更新。 　　西方学者认为1905年废除科举制影响深远，它彻底改变了中国读书人的道路抉择，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更多自由的人生选择。他们由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的功名利禄之梦开始自谋生路，比如创办报刊、新式学堂、翻译小说、创作小说、编辑出版、创办实业等等方式解决生计问题，同时借新的谋生途径宣扬现代文明和思想，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继续以独立自由的身份承担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角色。 　　中国传统士人在科举废除之后，虽然由政治权利中心开始转向社会边缘，从贵族身份转向民间身份，但读书人失去了科举的“名缰利锁”，真正获得了经济的独立和人格的独立。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具有依附性的传统文人转变为精神自由独立的近代知识分子，成为清末民初新的社会精英角色，通过独特的方式建立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清末传统文人政治地位下降，仍有别于普通的平民，他们仍然掌握着正统的文言书写工具，掌握着整个社会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话语。开眼看世界的是他们，最先觉醒的是他们，最先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的也是他们，最后以先觉者、社会知识精英姿态去启蒙普通民众的还是他们，梁启超把这批知识群体称之为仍具有优势地位的“中等社会”。“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说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救亡图存需要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欲建立民族国家，培养国民能力最为重要。梁启超认为培养国民能力是客体，而培养的主体当权者做不到，大多数普通民众做不到，而只有具有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才能担此重任。 　　这些文人在科举废除之后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扮演着不同的多样化社会角色，比如新式学堂教师、编辑出版人员、小说家、报社记者等等，读书人由此走向职业化途径。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边缘化并未影响到文化影响力，他们通过新型学校、报刊杂志以及各种自由结社所形成的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