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农村职业教育事业-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doc

第五节 农村职业教育 以向全国推广职业教育为已任的中华职教社认为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合中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民国9年（1920年）10月，中华职教社成立了农村教育研究会，聘郭秉文为主席，组织人员赴各地调查农村教育的状况。民国14年（1925年）8月，中华职教社受山西省当局之委托，设计晋南北发展农村教育计划。黄炎培亲赴山西经3个星期的调查，提出发展山西省农村职业教育计划（附录第 页），共3个方面：（一）分区立系。所谓系是指学校的系统。省设省农校，为全省农校之中心。各区设区农校分支。区校均设置试验农场，其研究成果，互相推广。区农校以该地区宜植之作物为教学、研究的内容。（二）指定1业。业是指某种手工业或称家庭工艺。设工厂和工校，毕业生回村镇作家庭手工业。以所设之工厂为中心，组织产销经营等事宜。（三）划定1区。或称划区办乡村职业教育，简称划区施教。乡村职业教育职业种类不限，亦不以职业教育为限。“就交通轻便地方，划定1村，或联合数村，其面积以30方里（约合7.5平方公里）为度，其人口以3千至5千为度，地方治安取其可靠者，水旱偏灾，取其较少者，先调查其地方农产及原有工艺种类、教育及职业状况，为之计划：如何使男女学童一律就学，如何可使年长失学者得到补习知能之机会；如何养成人人有就职业之知能，并使之得业；如何使有志深造者得升学之准备与指导，职业余间如何使之快乐；其年老或残废者如何使之得所养，疾病如何使之得所治；如何使人人有卫生之知识；如何使人人有自卫之能力。凡区内有利之天产，则增益而利用之；所需要之物品与人事，则供给之。无旷工，无游民；生产日加，灾害日减；自给自享，相助相成。更如何养成其与他区合作之精神，以完成对省、对国、对群之责任。凡此种种，先设1中心教育机关，就其固有之自治组织，用其当地之人才，量其财力，定设施之次第。在试办时间，或由上级酌予补助，但经常费用必以当地担负为原则。划定办理期间与成绩标准，依次考核，试办有效，再推广于各地。这就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划区施教，施教者不仅顾教育，还兼顾经济、卫生、治安等。 事隔数月，民国15年（1926年）初，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亦为农村改进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民国15年（1926年）5月，中华职教社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民族教育促进会，东南大学农科、教育科，决定试办农村改进，以期改进农村生活。并设立“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黄炎培任董事长。通过“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简章（见附录）。10月，在江苏省昆山县（今昆山市）徐公桥试办农村改进工作。这是中华职教社第1次所作的农村改进实践。至民国17年（1928年）7月改由中华职教社专任。 民国17年（1928年）5月，黄炎培在中华职教社第十届年会农村教育组中发言，主张“改进乡村宜以教育为中心”。 6月，中华职教社聘专家过探先等13人组成“改进农村委员会”，以研究、设计、调查、指导改进农村事业为主旨。委员会决议在灌云、如皋、高邮、新丰四处，选1处为农村第2改进试验区（徐公桥为第1试验区）先作调查。 民国19年（1930年）12月，聘陆叔昂为徐公桥农村改进会总干事，徐公桥农村改进工作到民国23年（1934年）6月结束，全部移交地方。对徐公桥农村改进工作黄炎培有一个全面的总结，题为《从六年半的徐公桥得到改进乡村的小小经验》。（附录第 页）该文全面反映了徐公桥改进工作的内容及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继徐公桥之后又在江苏省镇江县（今镇江市）黄墟乡、江苏省吴县（今苏州市）善人桥、江苏省泰县顾高庄、浙江省长兴县渡口镇、浙江省余杭县诸家桥、浙江省小溪口、上海市赵家塘（今属上海市闵行区）等设立了农村改进区。时间跨度从民国15年（1926年）到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止，前后共10余年。 在徐公桥改进区试验过程中，1929年初黄炎培对改进工作明察暗访，广泛与群众交谈，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农村改进不应从发展教育着手，因为农民眼中经济问题是第一位的。“学堂是有了饭吃的人才得进去。”民国18年（1929年）10月，江恒源撰文正式提出“富教合一主义”（见附录）。明确提出“教育是跟着致富方法走的，是以物质为基本的，不是谈空话，强迫人家不吃饭去做好人的。”要从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经济着手，如通过推广新农具、引进良种、开发副业、组织合作社、发放农贷等。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教农民读书识字。黄炎培指出农村搞教育最要紧的两句话：一是万万不可妨害他们农作时间；二是所授与的知识，须完全切合他们生活的应用。 从民国14年（1925年）提出“顾教育还兼顾经济”，又民国17年（1928年）提出“宜以教育为中心”，到民国18年（1929年）转变为先经济后教育，发展教育不能影响经济，帮助农民致富是教育的主要内容等主张。这一指导思想的转变使中华职教社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