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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留声机在中国 　　19世纪末期，蜡筒留声机经由外国公司和私人进入中国。除了商业的动机，还有其他“帝国主义”的目的，即建立与维护全面的霸权――包括政治、宗教、国民经济和文化诸层面，把各式各样的团体派入中国。这样的扩张也唤醒了中国已有的对留声机的热情、对技术创新的兴趣及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有着非常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赞成以西方为榜样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却试图保留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儒家学者、官至总督的张之洞（1837―1909）就有这样的偏好，他是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发明者。这一被史景迁判定为“哲学上的倒退”的提法，又被其代表人物做了实用主义的应用，即为工业化和中国的强大而接受外国的科学技术，同时要求捍卫儒家的价值观并阻挡帝国主义的侵入。 　　精英圈热捧留声机 　　从1840年代起，“新知识”就通过传教出版物和报纸、外交官报告及私人提倡和官方机构扩展着影响。最有名、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是1876年建立的“格致书院”，其杂志《格致汇编》在1890年春登载了《格物杂说》一文，对留声机作了详细的描述。同年，《点石斋画报》刊载了一篇介绍爱迪生新发明的文章，谈及“记声器”的奇妙技术。 　　《格致汇编》称，外国人发明了一些装置，“瞩巧而奇”，其中就有记声器。这一发明一开始在外国人中间是很受喜爱的“游戏玩物”，但它已不仅仅是玩物了，因为它能把重要人物的声音记录下来，从而传给后世。其后辈受此装置吸引的作者写道，不管什么人、什么声音或者什么声响，每时每刻都可以将之储存到一个转筒的表面，以后就可以随时聆听原声。不管听多少次，都是一样的效果。也可以把新闻储存到筒上，通过邮局寄出。邮件接收者可以通过一台装置听到那消息。 　　作者的这个讲法及其与机器打交道的经验，说明他不仅被照相和留声机改变了认识，而且还让他认识到机器可能具有的用途，这肯定能唤起读者的兴趣。在这个意义上，最有启发作用的是文章的最后一段，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留声机的兴趣和留声机在上海的销售情况： 　　前岁，本馆主道经纽约近处，特往爱第森厂亲观此器。先对其管言英语敷句置其机器内，则回发其言声气毫无差误。复请人对操琴调与琵琶声吹笛声，则各音俱为此器收而记之，回发无差。又对之咳嗽打嚏大笑，各声亦为此器收记回应。观此厂内另有数种奇物，一种为蜡面小人，胸内藏记声器，已将言语存于其内，将小摇柄摇之，则蜡人自能言语，宛若生人。内有一蜡人将其来历与所作各事言之历历，听者无不解颐说者。此种蜡人原为小儿玩物，已有人定造二万个，厂内日夜甚忙。另造电灯电器等甚多，大半为爱第森之新法，俱有益于人者。现英法等国用此等器不少，日本国近年亦有之。去年上海丰泰洋行有此机器一副。（《格致汇编》，4，1890，第17页） 　　从文字可知，作者认为留声机是很重要的发明。此外，中国公使还去参观了爱迪生工厂。此处提到的丰泰洋行，指的是弗拉扎于1880年年初在纽约建立的企业弗拉扎公司，它在上海和横滨都有分公司。这家企业因销售爱迪生灯泡而获得声誉，于1889年被爱迪生指定为将留声机引入中国和日本的“特别代理”，但那时的销售额还很低。 　　爱迪生已于1888年4月催促他派一位专家到中国和日本，以培训当地的销售代表。弗拉扎虽觉得费用太高，却表示理解爱迪生的想法。“我很想尽早发20台机器到中国去”。 爱迪生反对这一举措，他在一封写给弗拉扎的信中解释道，没有专家“就把机器发出去太不安全了”。 这年年底，当弗拉扎横滨公司报告说美国留声机公司借助在美国公使馆内举办的成功演示活动，把日本顾客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弗拉扎公司感到了压力。 1889年2月6日，弗拉扎给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的函件中写道： 　　尊敬的阁下，我委托米勒先生（Miller）给您带去介绍信，希望您能准予他进行留声机的演示。假如您能给北京各部门的您的同事说几句话，米勒先生将携带这段录音，用我发送到北京的留声机播放，您的朋友将能听见您的声音，如同您亲自在场一样。 　　如同上面提到的《格致汇编》所称，公使对留声机的态度是很开放的：他参观了爱迪生工厂，并录下了自己的声音。至于这段录音是否到达北京，我们不得而知。正像弗拉扎在前面那封信里所说，爱迪生工厂每天生产80台留声机，极为努力地要把产品销往中国。 　　六个月之后，爱迪生寄了一台留声机给直隶总督李鸿章。后来弗拉扎欣喜地向爱迪生报告此事，并附上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述（1864―1902）在天津衙门用英文写的信（1890年6月26日）。 　　尊敬的先生： 　　我们收到了经由弗拉扎公司转来的您的礼物――留声机，我父亲非常喜欢，我们也都非常喜欢。我父亲命我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认为您是这个世纪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父亲早在您的礼物使我们得以直接交往之前就听说了你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