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作家关于现代战争的书写.docVIP

60后作家关于现代战争的书写 　　如果不是阅读了李枫的散文《在躲避战争的日子里》，我根本不知道在1979年发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阴霾竟然都波及到了祖国的北部边陲，我的家乡成为当时部队和军需物资运输的必经之地。这是因为1979年我还没有出生，还因为60后作家基本生长于和平年代，他们的文学较少关注战争，特别是以个人经验呈现的战争。 　　文章虽写于2012年，但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读来更加有意义。 　　全文以儿童视角讲述了一段关于战争的个人经验，文中的儿童视角既可作为我们①走向作品内部的钥匙，又可以为我们解读《小桔灯》《城南旧事》等作品提供参考。 　　“儿童视角”即借助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叙事，因此思维、语言等皆具有鲜明的儿童特征，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儿童的叙事视角。文学中儿童视角的“儿童”和医学、教育学、心理学的“儿童”内涵不同，所指年龄更宽泛，更主要的是作品能够反映“儿童”心理特征，因此，《在躲避战争的日子里》的“我”和其他两个女学生，虽不在其他学科的“儿童”范畴内，我们仍认为是儿童视角。用这一理论观照本文，可进一步理解作品的主题和特色。采用儿童视角，作品中主人公对战争来临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她“年龄小，不懂得打仗的可怕”“没意识到‘打仗’派生出来的死人、被害、强暴这些词语表达的内容已和我近在咫尺”，又因为“天天晚上有军车从南边开过来，一辆接一辆”，“当时没觉得害怕”。从表层看，似乎是作为儿童的主人公社会阅历有限造成的。因为在儿童成长中经验是重要的途径，没经历过自然不懂得害怕。但实际上，给她带来安全感的是那一辆辆军车。因为主人公是红色文化培养起来的，带有很浓的“红色少年”情怀。前文我们也提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作者是身份特殊的群体，在他们的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国家的政治生活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得异常紧密，受“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的深层影响，他们不知觉地总是把个人的生活遭遇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正如汪政曾说的，“对于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虽然他们的文化立场与知识人格已走向多元与开放，但占主导地位的可能还是充满着温情的、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和人道情怀的东西。”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们带着些许慌乱去山上躲避战乱，一个高二女生从容镇定、坚守家园的形象，就会让读者很自然地想起《小桔灯》里的小女孩、电影《闪闪红星》里的潘冬子、小英雄刘胡兰、王二小。而她去山上躲避战乱，急忙离家的那个晚上，在车里看到沿途那些面目狰狞的枯树枝时的紧张和恐惧，又是儿童视角对女生心理的准确把握和体现。还有，为什么妈妈、我和妹妹撤退了，“三个哥哥和二姐不和我们一起撤”，“是不是他们要留在县里‘准备战斗’或觉得战事还不够紧张，不需要撤退？”按照常理，战争爆发时首先撤退的就应该是老人、妇女和孩子，青壮年要留下来保卫家园。但是儿童不懂这些道理，所以主人公以疑问的方式，表现了一个肯定的事实。 　　因为采用儿童视角，作品对主人公学习状态和学习动机的把握为性格上的“一根筋”。作品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不知道明天将会怎样的时候，她想到的仍然是要读书，要复习功课准备高考。而身边也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学那干啥？要打仗了”这一类消极的态度，相反，都予以羡慕、佩服和尊重。这是对知识的尊重，是一个民族大无畏品格的体现，但主人公作为一个高中生，是难以认识到这个高度的，于是，她把自己抛开“第二年太有可能没有高考了，甚至我命都没了”的顾虑，“一上午或一下午地不动地方”的学习，阐释为“性格比较简单”“一根筋”。如同那位在战败时看到日本妇女领孩子读书的记者说出“这是一个可怕的民族”一样，一个对知识尊重的民族必定是有希望的民族。因为任何一个曾创造出辉煌文明的民族都是对知识不断渴求、不断追求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只能被打倒而不能被驯服。二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和德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作者对战争的回忆采用了儿童视角，所以，在插入二战期间日本难民营的叙述时，必须回到成人视角，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时间、反法西斯战争、自卫还击战的话语穿插和主题拓展得以自然展开。当我们看到文中几个年轻的孩子交流看书的情景时，心中会突然生出一种温暖。我想应该是知识的温暖让当年的主人公在寒冷的屋子里一学习就是大半天的时间，战争的阴霾完全没有将她心中知识的太阳遮住，不可知的明天也完全没有动摇她求学及憧憬未来的渴望。联想到2012年由世界末日的谣言闹出的风波，想到那些张皇失措的人们，我笑了。有时候，人就应该有可贵的一根筋啊！我们人人都应该来一根。 　　因为采用儿童视角，作品的主题以鲜花意象来升华。当读到“在回家的前一天，大姐、几个知青姐姐带着我们几个外来孩子去山里看清泉，站在潺潺流淌的山泉边，大姐随手指着四周的山坡说：‘等到春天来了，漫山遍野都是红彤彤的达子香’”这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