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年俗变迁及其原因浅谈.docVIP

7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年俗变迁及其原因浅谈 　　摘 要：本文以作者外祖母邵爱芝女士口述为事实，介绍了70年代至今，宁县东部山区年俗的变迁，力求在中国传统年节风俗的大致外框下，发现一些富有异趣和地方特色的年俗表现，并在此基础上简单探讨40年以来乡村年俗遗失与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年俗；变迁；祖先崇拜；鬼神信仰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1 　　“春节节俗的建构既与广泛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又与地方性因素乃至个人行为相联系。”[1]鉴于传统年俗因时因地的表现差异，本文以将探讨范围框定在宁县东部山区，在邵爱芝女士的口述过程中，笔者发现在以下几个具体方面有一些富具地方特色的差异。 　　大致在九十年代以前，腊月二十二的晚上，农村妇女会做一种“烙干粮”（大用发酵的面团在铁锅里烙32个巴掌大的面饼）于次日早晨，以塔状堆垒在灶台，点三柱歆香，烧裱磕头。此外，还要给院内每间房屋都点上一炷香，这个行为每天重复，直至正月二十三那天，将灶王爷的画像放于门前通风的高处，待风吹走，或者将其烧化。到了三十这天还有三项重要的事情。一是傍晚上坟，家族所有男性，一般为两代，按照辈分由高到低前后跪拜，这是一年中除却清明的最大的祭祖仪式。二是在亥时左右，家人还要去最近的十字路口烧夜纸，据邵爱芝女士的解释是，“阴间和阳间是一样的，活着的人要过年，死去的亲人也要过年”，意即不忘祖先，行孝。三是会在家里正堂设立灵堂供奉最近去世的人或重要的长辈，一般是于高桌之上端放逝者灵牌或遗像，置祭品于前，引香燃烛。祭品不可或缺的是五碗肉，俗称“碗子”，即取五个白瓷碗里面分别放上五个白面馒头，上以煮熟的五花肉覆盖，不能露出馒头。在老人讲述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一个更为有趣的习俗，正月十五晚上，妇女们用面团捏成一个个小人，小猪小鸡等动物造型，在笼屉蒸熟后，插上裹着棉絮的细木棍，一般像麦秸，蒿杆之类的，倒上食用油，点起面灯。在贮存粮食的粮仓顶、鸡窝、猪圈等地会分别放置小人灯、鸡灯、猪头灯，所有和人们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都会点灯，一片明亮。 　　“腊日在古代是祭百神的重要日子，汉代以后成为岁末宗教性的驱疫行傩的节日。明清以后节日的宗教气氛被节日的娱乐气氛所代替。”[2]纵观上述关于年节习俗的变迁，此类表现更甚，例如请灶君和上坟这样的敬神祭祖仪式在减少甚至消失，而人们更加注重的是自身的口腹和精神享受。传统的鬼神和祖先崇拜被遗弃，形式上的文化继承也在慢慢被消解改观。 　　宗族制家庭的逐步解体和鬼神信仰、祖先崇拜的淡化不能不是两个客观的原因。宗族制家庭是指同聚落居住的父系血亲按伦常建立的家庭组织，通常拥有一些共同的财产和文化习俗，在这个家庭体制中，血缘是其形成的先决条件，土地和公共田产是其存在的物质基础。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宗族家庭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土地被瓦解。新中国成立以后，土地归为国有，按人口划分，即财产的分配是按照个人意志支配，不再是家族共有，这就使人们的意识由集体向个人转变。而经济基础的强大力量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民的财产获得方式不仅仅再局限于土地上的辛苦劳作。在农村，广大的土地被闲置，农民纷纷涌入城市谋求财富和发展。其次，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加速了人口的交流，原有的宗族聚居状态被打破，这就是宗族家庭存在的血缘因素被消解，而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人口增长减少，也使宗族家庭的人员规模基础不复存在。鬼神信仰和祖先崇拜淡化，这种基于万物有灵的观念，在人类的繁衍和延续中，作为信仰被承袭了下来，以象征性的仪式被保留在生产、组织等民俗行为活动中。 　　在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的节日里，诸多年俗“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生命长存、灵魂安宁、子孙绵延、亲情永恒和社区和谐的观念。在看似松散的系列年俗事象中，有一种无形的整合力量，使得这些零散的生活习俗成为有序系列中的有机环节。这种无形的力量，最初发轫于人向自然寻求契合的努力，乃是出自农业生产自身的要求。”[3]当然，引起年俗变迁的原因有很多，作为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年俗的发展和演变也有一定阶段规律表现，然而我们在尊重社会和文化发展规律的同时，是否也应回过头来反思当下人类精神日益匮乏的困境，这困境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是否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呢？又或者说，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并没有枯竭，它或许有解决这种困境的可能呢？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语境下，春节民俗变迁与区域文化认同、经济发展状况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春节所延续下来的神圣意识需要尊重，春节的神圣传统需要以种种方式促进以使在当今社会中得到传承。所谓“年味儿越来越淡”，是否在追思已逝的年俗里会有所回归，对年俗的变迁和其原因的追寻给我们提供了可能。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