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以痛吻我 要我回报以歌”.docVIP

“世界以痛吻我 要我回报以歌” 　　人生刚刚开始，朱仲顺就承受了这个世界所有的悲凉、艰辛与绝望，一切与阳光、美好、温暖相对立的东西，在他幼年时就缠绕上他，并以另一种无形但有重量的方式沉沉地压在他的心间，犹如梦魇。 　　“别趴着，站起来，胸挺直，头昂起。你铭记老人的教诲，把它蝶化成拓荒之梦、奉献之梦。商海浮沉，风雨搏击，大浪淘沙，生命因报效桑梓更加怒放。”这是2014年年初“感动凉山2013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组委会”给朱仲顺的颁奖词。因为有着十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现在又是文学期刊的编辑，我对类似的活动和其间涌现出的人物有着特别的关注。看了朱仲顺的故事，头脑中出现的就是开篇那段并未经过严格组织的文字。 　　很难说我那种近距离认识朱仲顺并与他攀谈的冲动何以如此长久，以至于我都忘记了是什么时候对州残联的朋友说起过自己的意愿。州残联教就科副科长蔡文的电话如约而至。蔡文说张建英理事长和她要去会理、会东看看两县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建设情况，附带看望一些残疾朋友，“可能见得着朱董”，问我去吗。我清楚地记得我说过，残联去会东下乡，车有空座一定记得叫上我。蔡文的这个电话显然是说“车上有座”，而且有确定的出发时间：2015年7月20日上午8点。 　　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可以聊的还真不少。不过，无论从何处起头，最终自然会回到朱仲顺这里。张建英在计生卫生部门都任过职，她说，初到残联当理事长时也有过为残疾朋友服务就是尽可能地多为他们争取一些“利益”的认识，“显然，这种想法是肤浅的，”她说。不少残疾的兄弟姐妹“不等、不靠、不要”，还真的可以教育健全人，“2013年和2014年凉山残联的工作连续两年在全省获得一等奖，我就说与大家的辛勤努力分不开，但辛勤努力的动力就恰恰来自我们服务的对象，这个群体是好样的。”说完还列举了一串名字，言下之意，朱仲顺很突出，在凉山却绝不是一枝独秀。我明白张理事长的意思，但有着农村生活背景的我还是关心同样生活在农村的朱仲顺是怎样“成人”、“成器”的。 　　朱仲顺大不了我几岁，我知道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积淀得最为丰厚的“土壤”：贫穷与愚昧。自然，贫穷与愚昧之上衍生的，就是可以要人性命的歧视与偏见。 　　朱家的“这个娃都会成器吗？”今年78岁的陈绍云是看着朱仲顺长大的，他说，这就是当时大家对他的完全一致的怀疑。“现在他成器了，大家都沾他的光了。” 　　“像蛇一样爬行。”这是朱仲顺童年的写照。1965年，朱仲顺一岁。一岁的他突然罹患小儿麻痹症，致使双下肢残疾，用现在的标准来说就是“一级重残”。 　　“刚刚想要看清世界的广大，命运却残忍地剥夺了他行走的权力。”朱仲顺的同学这样感叹。 　　在这位同学的记忆中，朱仲顺从上学第一天起，往返于学校和家的路途中他都在痛苦地“爬着来爬着去”。 　　孩子都顽皮，农村的孩子更甚，加上忙于地里活计的大人疏于管束，无论是学前的玩伴还是上学后的同学，都有不少人把朱仲顺当做“怪物”、“玩物”，轮番在毫无反抗能力的朱仲顺身上“骑马”。 　　现在回忆当初，朱仲顺的同学都有“不堪回首”的负罪感，尽管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伤害了别人多深，但长大后想来这样的行为“就是自取其辱”。他说，大家现在都不提这些，老朱也不提，“就像没有过似的。” 　　无法行走，甚至不能直立，他以最低的视角观看这个世界，以自己的身体丈量着路径，鼻子距离路面如此之近，可以让他清楚地说出路在嗅觉中的反映――那是一种“可以刺激出眼泪的强烈的酸和烧心的辣”――所有这些，都包含在这样一个词汇中：屈辱。 　　由“路”带来的屈辱在朱仲顺的童年留下了深深的痛，历久难消。最终真正能够释放或者缓解这种疼痛的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后。2012年，朱仲顺48岁。此刻的他已经是会东县“规上企业”仲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朱仲顺的家乡距离县城5公里，有一个甜美的名字――“葡萄村”。 　　“名字虽好”，环境条件却“不敢恭维”。村畜牧防疫员陈昌玉说，他到这个村来工作，“连走路都恼火。”家畜家禽的防疫工作，大多集中在多雨的春秋两季，村中的那条小河暴涨，不仅没桥，还可以冲毁两岸的农田。陈昌玉时常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苦不堪言。“现在好了，骑着摩托，可以随便到每家每户的院坝。老朱的功劳。” 　　对这个生他养他的村庄，朱仲顺总想为它做点什么，“我有十分力气，就不会只为家乡尽九分的责任。”如他所说，葡萄村的事他不仅有心，而且有情有义，表现在行动上就是竭尽全力，全力以赴。500万元对2012年的朱仲顺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无偿出资500万元对正处于上升时期的仲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更是一个风险意味十足的决定，但朱仲顺就是一个“认准了就干定了”的人。沿河新建葡萄村公路对家乡交通的改善无疑意义重大；而更为重大的还在于这条路的修建有效保护了河边的粮田，荒芜了20年的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