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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苏菲亚”是怎样炼成的 　　晚清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中国新女性由此实现了从“闺秀”到“女杰”的性别重构与范式转换。这其中可做典型的时代人物，莫过于秋瑾。当她选择以异常壮烈的牺牲与近乎自绝的死亡方式来重塑新我时，她的确如己所愿，“虽死犹生”，青史留名。秋瑾遇害后，时人有诗赞其“制就虚无新活剧，天教红粉占千秋”，“献身甘做苏菲亚，爱国群推玛利侬”。好友吴芝瑛、徐自华为其所作小传中亦有云：“甚或举苏菲亚、罗兰夫人以相拟，女士亦漫应之，自号日鉴湖女侠云。”“虽俄之苏菲亚、法之玛利侬，有过之无不及。”围绕着秋瑾之死，晚清文坛以无法想象的速度与热情创作出了《轩亭冤》《轩亭血》《轩亭秋》《六月霜》《碧血碑》《秋海棠》《侠女魂》等大量小说、杂剧、传奇，而发表在报刊上的各种悼诗与挽联则更是不计其数。秋瑾虽死，却得以在文学艺术中获得重生与永生；肉身牺牲，精神却得以在革命殿堂获得提炼与提升。比如，将秋瑾与其精神导师苏菲亚（SophiaPerovskaya，1854-1881）相提并论，称颂秋瑾为“中国苏菲亚”，便是将牺牲者送入革命圣殿的一种命名仪式或方式。 　　秋瑾所塑造的英雄神话以牺牲物质肉身为代价，精神遗存则在敬仰崇拜中无比单纯而高度抽象。这一方面固然带动了人们对秋瑾文学创作去倾注更多的热情与敬意，一方面却也可能因此抑制人们在阅读理解上的更多丰富性与可能性。正如有学者所说：“虽然秋瑾是作为一个革命英雄而牺牲的，可是她的曲折且短促的人生旅程绝不是任何一个名称可以涵盖的。”有鉴于此，本文无意重复描写秋瑾作为先烈的历史形象与精神价值，而注意追溯分析秋瑾成为先烈的历史书写与机制问题。相较于作为英雄雕像而高度一致的秋瑾形象，本文也更注意探寻秋瑾生命世界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换言之，主旨不在于秋瑾是否可以称得上“中国苏菲亚”，而在于秋瑾如何与苏菲亚发生了跨文化的相遇。首先，西方女性在晚清帝国那里是如何化身为“西方美人”的？俄国虚无党女杰苏菲亚在进入晚清文学的过程中，背后所折射的是怎样一种跨文化的性别政治？其次，秋瑾与素不相识的苏菲亚如何发生了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对新女性的自我认同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最后，将秋瑾打造为“中国苏菲亚”的历史书写，毕竟是将东方女性改写为西方美人的一种重构过程，二者之间有无矛盾冲突的地方？处理或遮蔽矛盾的书写方式有着怎样的复杂意涵？ 　　一、晚清帝国眼中的“西方美人” 　　甲午以来，一败再败的晚清帝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势的文弱不振直接刺激了民族主义与尚武思潮的兴起。杨荫杭在1920年代的时论文章中总结说：“中国右文而贱武，故成文弱之国，自与欧人接触，始自觉其文弱。自为日本所败，始欲矫其文弱之弊。于是爱国之士，乃大声疾呼日：‘尚武！尚武！”’由此，中国几千年“文主宰武”的传统被打破，文武之间的从属关系发生了大幅逆转。康有为在1898年上光绪皇帝的奏折中，疾呼当时为前所未有的“今当举国征兵之世”。梁启超则借“铁血宰相”俾斯麦之言公开宣扬：“天下所可恃者非公法，黑铁而已，赤血而已。宁独公法之无足恃，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在尚武救国的逻辑之下，如何跨越“野蛮人尚力，文明人尚智”的文野之分难题？梁氏的回答斩钉截铁、不容商议：“然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蛮之武力”。既然文不胜武，便不惜将“尚武”抬高到“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的层面，甚至直呼“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在鼓吹“兵魂”与“铁血主义”的风气之下，晚清文坛出现了许多像南社文人的《军国民歌》《女军人传》这样的创作。秋瑾则写下了多篇以刀剑为题的诸如《剑歌》《宝剑歌》《宝刀歌》《红毛刀歌》等诗作。即便是与秋瑾意见相左的鲁迅，也在当时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激烈诗句和赞美武士精神的《斯巴达之魂》。 　　当尚武强兵成为新的时代风流，中国“二万万女子”的性别典范不仅发生了转移，而且典范准则也被完全颠覆。从梁启超极为艳羡的“西方美人”眼里回头来看中国的东方美人，传统女学典籍《女诫》所规定的“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就失去了合法性。中国女性“以弱为美”的古典风流一方面被维新志士视为亡国灭种的万恶之源，一方面又要为响应强国保种的现代诉求承担重要责任。秋瑾的革命党同志陈天华在《猛回头》《警世钟》中就如此呼吁：“今日的世界，什么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你看如今各国，那国不重武备？”“妇女救国的责任，这样儿大”，“你看法兰西革命，不有那位罗兰夫人吗？俄罗斯虚无党的女杰，不是那位苏菲尼亚吗？”在救亡图存的质询之下，美人之美恰恰是晚清之危的不幸映照。东西美人之争不是比拼容貌，不是竞赛诗文，而是“妇女救国的责任”。楚南女子（陈撷芬，1883-1923）在1903年曾计划用白话演义《世界十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