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梦”梦惊思几许.docVIP

“京梦”梦惊思几许 　　题记：“……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片段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绪点滴。”（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我曾经有过多次调京工作的机遇，都功败垂成，说起来，令人唏嘘，也引发深思。如今耄耋已逾，回首前路，有“京梦”累累皆惊梦之感，祸兮福兮，均无依凭，唯感叹“命运”之臂强劲，人谁能违？ 　　所谓微尘滴水映大千，我现在回顾的这些往事，虽然在个人来说是平生运命、事业大局；但在社会层面上，不过是飘风吹轻尘，微微不足道哉。不过，我所经历的，倒也反映了一些时代的印迹、文坛的风情、世态的演变，算是一点“历史的细节”吧，或可供消遣一顾。 　　那是上世纪的1978年十月仲秋季节，我在全家插队昭乌达盟敖汉旗10年之后，在隐姓埋名二十多年之后，重返沈城。本来半年前调令即已下达，重回报社；虽然我学的是新闻专业，新闻工作又是老本行，但回顾近二十年的从业经历，除了一篇报告文学《永生的战士》，引发全国学雷锋活动，算是一点成绩，所剩就是二度遭难的沉重记忆了。而且自己向来属意学术研究和理论思维，所以怀揣调令，坚持半年不肯报到，终于离开热爱的新闻工作岗位，转行到新组建的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翌年初，右派改正之后，即负责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其时，原先主要负责所务的，是新闻和文艺界的宿将戈扬。但不久，她就奉调回京全力主抓《新观察》的复刊工作。并且拟调我去京给她当助手。这是我人生历程上，第一次遇到“调京工作”的机遇。但是，此事传到院长陈放那里，他说，“哦，那可不行”，还说“她自己走了，还带走一个？”此事我以后才听说，当时一无所知，因此也没有去争取。 　　转年1979年初，辽宁省文学学会成立，我是拟任的学会副秘书长，负责会务，其中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接待应邀专程来沈作学术报告的，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陈荒煤。会议期间为他服务，不免与他多所接触，使他对我有所了解。大会结束后的晚宴上，他忽然对坐在对面的我说：“彭定安同志，到我们那里去工作吧！”这意外的喜讯，使我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兴奋地说了一句：“那好哇！”我看一眼陈放，他没有动静。我心以为：这回定了。但是，忽然“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坐在陈放对面的方冰同志（那时任省文化厅副厅长）对对面的陈放说：“唉唉，陈放，他挖你的墙脚！”这时陈放好似如梦初醒，赶忙说：“哎呀，荒煤同志，这可不行哪，我们刚建院，需要人哪！”陈荒煤没有再作声。我作为晚辈，在多位老同志、老领导面前，不便也不敢多说什么，只好默然接受这喜事的“忽起忽落”。 　　不久，却又出现一缕喜光。那是冬未去、春将来的季节。一天晚上，范敬宜忽然给我来电话，说《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陈泉璧同志来沈阳了，现住华侨旅行社，约见我们俩。夜晚，我们冒着寒冷，骑车分别从三经街和南湖，赶往那时还是涉外高级宾馆的华侨旅行社（现已拆除）。陈泉璧同志见面稍许寒暄后，便说，现在我们同美国方面协议互派多名驻外记者，拟调你们作为第一批驻美记者去《人民日报》工作。你们的意见怎样？我和范敬宜自然是喜出望外，满口答应。此事就如此定下了。辞别出来，我和范敬宜一同骑车回家，路上，我说：“啊，真想不到哇，昔日的右派‘彭范联盟’，现在竟然要‘联袂赴美’了！”又说：“可是我的英语水平‘呀呀乎’，你是圣约翰出身，英语呱呱叫哇。”我们一路说笑，“春风得意”。《人民日报》要调人，似是“铁板钉钉”，没有阻力，只等调令下来了。但是，过不久，即传来“计划改变，前议作罢”的消息。事后，我还趁出差机会，路过北京时，去《人民日报》社看望国际部的陈勃伟同志，他曾任驻日记者，是我在《东北日报》的老同事。我向他打听，既然去不了美国，我仍然来《人民日报》工作，如何？他说，来也可以，不过你不是搞国际宣传的，来了，也就是编“国际副刊”。这你得考虑。回来后，我思考陈勃伟的意见，觉得好容易来到科研机构了，又回新闻界？还是算了吧。一缕喜光，就这样消失了。 　　又不久，著名学者、历史学家黎澍同志奉命创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正“招兵买马”，物色编辑人员。友人向他推荐了我，并且引领我去他家中晋见。黎澍同志快人快语，简单说了一下办杂志的事情，就说“来吧！”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我心中喜悦，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最高等级的刊物啊！黎澍刚才说了：“乔木说，这个杂志要办成：在这里发表一篇文章的，就是状元。”当时，我在偏僻旗县的深山沟里待了十年后，才“钻出来”几个月，得此进京工作的良好机缘，是何等快慰欢欣！不久我回到沈阳；又不久奉黎澍命来商调我的刊物编辑部文化组负责人即来到沈阳，约见了我，又向领导机关提出了商调的意见。一切办妥。我送他登上火车的时候，他愉快地同我握手，说：“我回去就发调令，我们很快就会在一起工作了。”可是，以后就再没有下文。“空山寂寞”，未闻“足音”！――后来听说，商调事，被上级“卡”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