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经停夕光片刻”.docVIP

“人世经停夕光片刻” 　　从收入诗集《借深心》的《北之西》（2002）、《浅世界的慢旅程》（2003―2004）等系列开始，韩博的作品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意识，诗歌场景在不同城市间迅速地切换，世界的“多异”（Divers，谢阁兰的异域情调论中至关重要的概念）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一种日后被他广泛采用的写作模式――因旅行的见闻而发，融感怀与奇思于短制之内，再将短诗缀连、结构成整体――也逐步成型。延续着这种写法，韩博在必威体育精装版的诗集《飞去来寺》里绘制了三轴画卷：《中东铁路》（2011），顾名思义，是沿着那条沙俄时期兴修的要道展开的社会调研与历史追溯，舷窗外剧变的风物勾起的宏大叙事构成了组诗关注的焦点；《第西天》（2009）源自作者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经历，绝大部分诗作都在大洋彼岸写就，东土的访客遭际西域的时空，竞商略出另一片洞天，这大概是其题中之义；标题被用作书名的《飞去来寺》（2003―2013）其实尚未完成，恐怕也不可能真正地完成了，它并非仅是某段旅途的记录，而是一次次往返去来的集合，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是想通过它们书写作为人生之隐喻（“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总体的旅行，当然，这丝毫不妨碍每首诗的处理又都各具匠心。 　　空间感的凸显，暗示着人与外部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飞去来寺》作于韩博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这人生中多劳的时节，生活不可避免地被无尽的人事、陌生的时空所侵占。对于一位迫近不惑之年，仍在写作和生活的双轨上行进着的长跑者而言，身处的场景既是灵感生发的基点，一个挥之不去的前提，又是检验想象与现实的契合度的场所。正因为此，在书末那篇辞义深切的跋里，韩博才将生活图景的拓展指认为近些年的写作得以为继的隐秘动机。这或许能够解释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过去数年间，韩博的同侪们相继写下了一系列体量庞大、文体与情思俱佳的“记游诗”，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有蒋浩的《游仙诗》、张尔的《壮游图》、胡续冬的诗集《旅行/诗》等等。人近中年，阅历的增长同步于技艺的精进和心性的成熟，而“记游诗”恰好提供了一种施展诸种抱负的形式。当然，这也意味着，诗之漫游在他们那里绝不仅仅局限于物理空间。 　　上世纪末，在将90年代的诗作结集付印时，韩博曾以“十年的变速器”之名提示其中牵涉到的种种心智的变化与风格的转型，似乎历经了十年的磨合后，曾经的少年人已谙熟语言的机括，也习得如何应对世事的消长盈虚，正准备装点行囊，朝下一站进发。虽是一份不无怀旧色彩的自我陈词，却依然难掩对未卜前景的期待。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一种划分时段的偏好或惯例，《飞去来寺》也是十年诗作的汇编，且“变速器”的意象又无形之中契合了新千年以来韩博的诗里普遍的行游经验，因此可以说，《飞去来寺》也装置着一个“十年的变速器”，但从隐喻的角度看，这种“变速”不再指向长时段内的演进过程，而是细化为微观层面的随机应变。在“社会―历史―语言”的风景中，如何换挡变速，或常速驾驶，对对象亦步亦趋，或拉开一段“安全距离”以便审度，或加速冲破固有的藩篱和隔阂，时时考验着作者的智慧。这样的写作不惟是快意的宣泄，更蕴含着协调错位的身心，联动迥异的社会身份，刺激老化的语言，沟通不同的时空，进而建立“某种有机整体的图式”（《要有光，就有了光头圆脑作僧看》）的潜能。 　　《中东铁路》正是一次串联历史与当下图景的尝试。我们知道，中东铁路原是横贯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中国境内的一段，其北部干线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来自莫斯科的列车经由它前往远东大港海参崴，其南部支线则从哈尔滨一直伸展到旅顺，联结起黑吉辽三省。上个世纪前半期，中东铁路的管辖权辗转于不同政权之间，它的流变如同东北近现代史的缩影：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沙俄为控制远东修筑了这条铁路；日俄战争以后，大日本帝国将其南下的支线收入囊中；十月革命爆发，工兵苏维埃受列宁之命在枢纽城市哈尔滨夺权；一九二。年代，长春以北的路段一度由中苏共同运营；东北易帜次年，响应“革命外交”的张学良制造了著名的“中东路事件”；满洲国时期，苏联又将北满铁路卖给日本扶植的政府……相对于既定的轨道，历史的走向固然充满了变数，但不断提速的列车终会将纷争甩在身后。如今，剥离了历史的站台重新被抛掷给北方广漠的虚无，沉默地“杜撰土地的半生”（《时间的卧铺》）。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诗中弥漫的“丢失时间”的恍惚感，它揭示的是历史叙事与现实触感之间的疏离，而韩博的写作可以被视为衔接二者的甬道。 　　鼎革以后，社会主义工业化带来的新变成为了有关中东铁路的叙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铁路穿过的工业区，楼群拔地而起，工厂喷吐黑烟，机器昼夜作业，快进的时间造就了标准化的场景：“主义的，速度肿胀：卸下大同，/运走旧社会与不同。”（《新县城》）。坐落于铁路附近的大庆油田大概也是这般景象，《野鸭与磕头机》一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