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送小温”：汪曾祺的北京.docVIP

“人间送小温”：汪曾祺的北京 　　1948年，汪曾祺初到北京，谋职于午门历史博物馆，家住在右掖门下，据说原来是锦衣卫值宿的所在。1950 年夏天，他又在东单三条、河泊厂住过一段时间。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四年后，汪曾祺终于回京，其间先后住进国会街五号、甘家口，将近20年。再后来，他举家搬到北京东南角的蒲黄榆，又住了十几年。除了江苏、云南外，北京可谓是汪曾祺的第三家乡，占据了他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光，历经了人生的起起伏伏。汪曾祺始终在默默地静观着这座古城，书写着它的琐碎人事，记录着它的四时流转，体味着它的酸甜苦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这位从容恬静的文人，从来都是以爱与暖的姿势，拥抱着这个世界、这座古城，以及所有人群。 　　午门、国会街五号和甘家口 　　初入偌大古城，汪曾祺没找到落脚之地，心中不免茫茫然。幸而，不久老师沈从文为他在历史博物馆觅得一职，于是翻资料、做卡片、接待游客，接触的人寥寥无几，日常工作也乏善可陈。当时汪曾祺住在午门右掖门，一到夜晚，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上了锁，他独自站立在午门下的大石坪上，万籁俱寂，满天繁星，于是给黄永玉写信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那时候筒子河边有杂耍的，算卦的，卖艺的，形形色色的人各有其生活。汪曾祺好奇地观察着他们，算是苦中作乐。汪曾祺接触到一些地道北京人，历史博物馆有一位叫老董的，一天三餐凑合填肚，时常自我调侃，但内心深处却愤世嫉俗，常发泄在儿子身上。汪曾祺从其身上感受到了京城底层市民的朴素原态和内心焦灼。他感到，自己所熟悉的民国初期文人笔下的北平古都，那些冲淡古意的诗句，那些风云际会的场景，那些悠远从容的姿态，都在渐渐褪色。 　　发配到沙岭子之后，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搬到了宣武门城墙下的国会街五号，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斗室，只能摆下一张双人床和一只五斗橱。到1962年汪曾祺回京时，全家已住进了院子里的一座木头小楼上，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套间。院子里种了几棵海棠树和杏树。一到春天，满院子花朵翩跹绽放。汪曾祺和三个孩子趴在小楼木栏上，看蜜蜂嗡嗡地飞作一团。汪曾祺鼓动孩子们越过木栏，踩着邻居的屋顶去折杏花，还在一旁不断叮嘱：“小心啊！小心啊！再往前一点儿，那枝漂亮！”他把折回的花插在一个黑釉瓶子里，摆在书桌上，淡淡的香味充盈了整个小屋子。晚上，他就坐在摆满鲜花的桌子前，写《羊舍的夜晚》。 　　出了院门，穿过一条小马路就是城墙，城墙上野菜丛生，汪曾祺大致都能说出野菜的名字：车前草、马齿苋、灰灰菜……汪曾祺对灰灰菜兴趣甚浓，看到一蓬长得好的灰灰菜，老远就热情地招呼着前来挖野菜的人，指给他们看，还眉飞色舞地说怎么炒、怎么凉拌，味道如何的好。 　　国会街五号的后窗外，是一个大杂院，院内种有一棵很大的臭椿树，一阵风过就有一股怪味飘散过来。杂院内的人竟由着臭椿树自由生长，在下面快快活活地过日子，汪曾祺暗自啧啧称奇。后院靠墙根的小房里住着一个老头儿，每天都在摇煤球，白天在空地上摊晒许多煤球，晚上撮成一堆，第二天又摇新的。汪曾祺私以为，这个老头儿摇煤球的姿势好看，摇出的煤球也最圆。后院的人做饭时，用很大的蒸锅蒸很大的馒头和窝头，往头里塞很多菜馅儿，出锅时满院都是菜窝窝的香味，汪曾祺夸张地深呼吸，向妻子叹道：“这窝窝头一定不难吃。”这里住的都是北京城最下层的人群，是北京城的“野孩子”，左右邻里常常避之不及，汪曾祺却喜欢观看着后院的一切，每当看书或者写作累了，就站在后窗前，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一看就是好半天。 　　搬至甘家口时，一家五口人挤在一个两间房的单元里，睡觉要支起折叠床。在这里，汪曾祺孵出了《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等名篇，这些文章常常一气呵成，手稿舒服工整。汪曾祺作息很有规律，写文章一般只写到午夜，熬到清晨的时候罕见，但也偶有情绪万分激动的时刻。甘家口离玉渊潭很近，那时玉渊潭还是个没有大门、围墙、水泥亭台、游乐园和小卖铺的“野生”公园。汪曾祺每天一早就来遛弯，找人闲聊。一年冬天，公园的湖面上落下了四只天鹅，十分罕见，好多人远道赶来看天鹅。汪曾祺更是兴奋，每天回家都要和家人汇报必威体育精装版情况。不料，两个小青年为吃天鹅肉，趁夜用枪把一只天鹅打死了。汪曾祺听说后，惊怒交加，连夜写下小说《天鹅之死》。他由衷地说：“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 　　沿着玉渊潭的北岸向东走，坡下有一片小树林，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响成一片，这是遛鸟人的群聚地。汪曾祺每经这里，脚步都轻盈起来，殷切地凑上去和人聊天。汪曾祺写过一篇《北京人的遛鸟》介绍遛鸟盛况。从七八十岁的老爷子，到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们大都起个大早，赶首班车的，步行的，更多是骑自行车的，来玉渊潭遛鸟。他们手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散步，还轻轻地把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