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母”精神及“雌性”书写下的女人魅惑.docVIP

“地母”精神及“雌性”书写下的女人魅惑 　　摘 要：严歌苓作为移民作家群落里的杰出代表，其作品无论是形式、风格和理念均能独树一帜。本文以《第九个寡妇》为文本解读，重点分析了严歌苓作品里所特有的“地母”精神以及“雌性”写作理念。 　　关键词：严歌苓 《第九个寡妇》 地母 雌性 　　作为新世纪华语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旅美作家严歌苓，无论是作品的内容还是形式，都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典范。在三十年的小说生涯里，因其特殊的成长背景和生存经历，严歌苓始终孜孜以求于女性主义的现代话语表达，并在西方思想背景的启蒙下，构建了一个又一个独具魅力、影响深远的女性形象。陈思和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海外华人作家的突出典范无疑就是严歌苓。她的小说创作对于中国当代文坛有着独特的艺术贡献，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一直以来，严歌苓都专注于探索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困境，并对社会意识形态重压下女性曲折又不失传奇的生命经历有着颇为出色的描绘。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革’序列”，如《绿血》《白蛇》《雌性的草地》《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到20世纪90年代远渡美国后的“移民序列”，如《扶桑》《少女小渔》《无出路咖啡馆》；新世纪以来视角更为丰富独特的“个人序列”，如《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等，严歌苓的叙事手法与文学风格已日臻完善。相较于“‘文革’时期”人际遭遇的刻骨椎心以及“移民时期”小人物艰难缝隙中的求生存，严歌苓新时期的作品更加不急于流露人物个体的爱憎，却依然触及到了宏大历史背后的更广阔层面。 　　一、“地母”之神王葡萄 　　（一）地母精神 　　严歌苓作品中的女人大多出身底层、命运多舛，但自尊自爱、宽厚待人，即使生活再沉重劳苦，也能过得光彩照人。比如《一个女兵的史诗》《小顾艳情》等，低微平凡的女孩一旦置身爱河，就活脱成一条童话里的美人鱼，情至深处无法自拔，用纤柔和真切感化着爱慕的男人；又如《小姨多鹤》《扶桑》等，温柔女子极富自我担当的奉献精神，通过自我牺牲使男人的肉体和心灵一并得到救赎。其他诸多女性人物中，不管是广阔草域上的神秘犯小点，还是灰色国度里的“少妻”海云；无论西洋彼岸光彩照人的妓女扶桑，还是远涉澳洲的平凡女工小渔，她们身上无不流淌着一种质朴深厚的“雌性”血液：无私奉献而不求回报，宛如满目疮痍的世界里一剂春风良药；时而又流露出一种赤裸直接的肉体欲望：在与男性身体的碰撞融合以及对普泛伦理的本能对抗中，升华出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情感解脱和奇特美感。这些动人的女性，如同中国《易经》里承载万物、泽被一切的“地势坤”卦符，也如西方道德中象征救赎与博爱的“圣母”形象。《第九个寡妇》中的女主角王葡萄更是这类女性的突出代表。陈思和曾指出，王葡萄是“中国底层的地母之神，其广纳一切的博爱以及厚德载物的宽厚，注定是这个世界难以替代的庇护伞”“地母处在弱势，却因为慈爱与仁厚，成为了宇宙万物的生之源流。她无言地忍耐一切侵辱，最终庇佑和拯救了整个世界。”这其中既涌动着原始的母性情怀，也散发着本能的情欲魅惑。严歌苓曾把这种独特的人格赋名为“雌性”，并做出如下阐释：“将女性转换成雌性，不仅事关社会学意义，更多的是突显其生物学、人类学的意指，这使得女性的容量更加广厚，也更为本质。”而在严歌苓所创造的一系列“地母”女性形象中，有着最为突出光芒的便是《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 　　（二）王葡萄 　　自《少女小渔》以来，严歌苓所倾心表达的，全部关乎底层民众的骄傲与尊严，也许只有这些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们，才会真正地不屑于与物质世界达成一致，或认命般地断了这种念头，于是傲骨便从粗糙的肌肤里支棱，人格也因纯粹和果决而随之发光发亮起来。而在《第九个寡妇》中，在“生坯子”王葡萄身上，则尽显底层民众这种以不变应万变之姿来对抗各类命运遭际、近乎无欲则刚的从容与镇定。当村民们深陷政治斗争的狂暴之中，接二连三地推翻这打倒那，“嘴巴子、舌根子、牙尖子全都使出恁大的力，充满了兴奋”的时候，王葡萄偏偏不明就里地扬声高问：“啥时候打井啊？打不出井，明年再旱，都喝马尿啊？”王葡萄不能也不愿理解各种政治道理，她唯一在乎的是“春播秋收，夏割冬藏”，并严格遵循土地自然生长所赋予的生存作息规律而辛苦奔忙。在《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的生活观和情爱观无不一一在王葡萄身上得以实现并成熟。王葡萄不仅仅是传递了一种底层生活态度，更是代表了民间底层那未被玷污的、真纯自然的生活理想。它好就好在，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再庸常不过的生活暗流里，照样能够有滋有味地荡漾出些许波澜，有时甚至泛起浪花朵朵。就像《少女小渔》所述：“她（小渔）如抹布一般的个性，在包纳了各种脏秽和龃龉之后，却散发出了一道道粼粼的光泽。”而这些波澜和光泽，全与我们这沉重的肉身有关。王葡萄也是如此，在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