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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当代中国”的主体介入与历史见证 　　作为北京大学电影学人学术研究丛书之一的《存在与发言》于近期推出。此著系陈旭光多年来关于当代中国电影研究的学术成果的结集。陈旭光是当代中国电影研究的重要学者。而这本书中所收录的，更是他自己优中选优的得意之作。从这本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本书作者对于自改革开放以来以讫于当今的中国电影的精辟见解，更重要的是，它向我们展示了当下国内电影研究――尤其是关于当代中国电影的研究――的一种学术理路与方法。而在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主体自觉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电影学人而言，由于电影行业的特殊性，可能更为重要。 　　一、文化研究：历时梳理与共时建构 　　陈旭光所进行的电影学术研究，属于比较典型的文化研究。关于文化研究，虽无确切的定义，但也有学者对文化研究做了简单的描述：它注重研究当代文化；关注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重视边缘文化和亚文化；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提倡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①从《存在与发言》所收录的文章来看，这些关于当代中国电影的研究，基本是符合以上界定的。首先，这些文章均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的研究；其次，其中有大量文章涉及到艺术电影、青年文化、网络文化等议题，而这些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某种形式的“亚文化”；最后，这些文章基本上都会以跨学科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进行审视，以揭示其与社会运作之间的隐秘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陈旭光所进行的，并不是那种削足适履、夸大其词或过度阐释的文化研究。作为电影学者，文化研究于他来说，更多是一种方法和工具，他的研究还是立足于电影这一对象之上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研究中，陈旭光的立论，都是基于电影文本的，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空中楼阁式的演绎。另一方面，以文化研究的态度和方法观察电影，陈旭光的研究又避免了那种单纯经验式的描述，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判断的缺席。或许是由于电影的技术门槛和工业属性，电影研究中的经验描述，一度被认为是“专业性”的标志，至今仍有人秉持这种看法。即便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式的科学主义态度，也占有重要地位。但事实上，既然作为一种人文学科，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电影研究，其中的“外部”研究，或者文化研究的方法，其重要性都是不容低估的。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价值判断：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对于前者来说，价值判断甚至就是它的根本任务。 　　《存在与发言》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在电影研究似乎日益漠视价值判断的今天向人们再次重申了价值判断本身的价值，也在于它的文章带着价值判断的眼光所进行的研究本身。这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大致可以归为两大类，其中一类致力于对当代中国电影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另一类则试图对它们进行共时性的文化建构。具体地说，在第一类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个性化的当代中国电影史，它虽然并不面面俱到，但却以独特的视角将第四代到第六代乃至于21世纪以后的中国电影贯穿了起来，为我们理解这些电影以及它们与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之间微妙的同构关系，提供了路径，这一类的文章包括《影像的激流：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与影视话语变迁》《潮涌与蜕变：中国艺术电影三十年》《全媒介时代的中国电影：“大片”美学与“小片”美学的二级分化》等，以及整个第三辑“代际问题与文化表意”。在第二类文章中，陈旭光一方面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包括华语电影大片、“小片”、喜剧电影、“现象电影”、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等在内的多元电影文化景象，另一方面又致力于从工业、艺术与文化等几个角度，向人们揭示当代中国电影的机制运作，这一类的文章有《“华语电影”与“华语大片”：命名、工业、叙事与文化表意》《电影中“摇滚”的形象及其文化含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谁在说”和“怎么说”》《当下中国的“现象电影”：启示与思考》《“微时代”与电影批评的命运》等。上述两类文章，分别从“文化编年”和“影像地理志”的角度，作出了绘制中国电影“文化地形图”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意义，正如陈旭光自己所说的那样，就在于它构成了“影像当代中国的历史见证”。②在此，我想提请人们注意的是，“见证”一词，作为一个饱含宗教意义、政治哲学意义的概念，其背后所蕴藏的信息是十分丰富的。陈旭光用在这里，表明了他对自己的电影研究的期待，绝非停留在一般的经验描述之上，甚至也不是对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而已，他是要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审视眼光，为当代以至后世留下一份“立此存照”的时代记录。 　　二、主体自觉：在场的发言者 　　作为同样致力于影视研究的北大学人的一员，王一川提出了一个电影研究的“北大学群”的概念。③对于这一概念，我并不敢妄加揣测其内涵的具体所指，但就《存在与发言》而言，我认为它至少体现了北大学者的应有面向，即知识分子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