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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晃晃”的感念 　　1996年元月，我陪父亲李建纲回太原看奶奶，特别去山西作家协会拜访了韩石山先生。我们父子二人的外形给人截然不同的印象，韩老师说，我父亲是那种儒雅的书生，而我则像街上的牛二。后来，杂文家朱健国也在文章里说我就像武汉街头拉板车的贩夫走卒。 　　可能以前韩老师就对我的文字有一点印象，是不是有点像泼皮无良的少年？得承认一个事实，我的确从小喜欢在街头看骂街，各个流派都着迷，特别是大妈级，湖北的，东北的，不是博士后也是博士前，水平相当了得。 　　上世纪70年代，父亲被下了牛棚，本来是知识分子的母亲被单位当农民工去看仓库，差不多深夜才能回家。我就基本上成了放羊的，每天就像当年徐悲鸿说的，日长如小年。大概因为识字早，除了围观骂街，阅读成为打发时间最好的方式，回家读鲁迅，出门看大字报。 　　好多年以后，有人问我，你的文学基础是什么？或者更细点，你的文字基础是什么？其实，就是这样三个来源：鲁迅、大字报、骂街。 　　如果我有文学起步的话，开始也是诗歌、散文什么的，我的老师都是很牛的。当时我的诗歌都是直接找大作家徐迟批改的，他善意的、调侃的教导，成为我后来对一些年轻人文字的解释风格。 　　但是，写了好多年，没有一点进步，虽然也是到处发表，却是没有一篇让人记住。有一次在武昌的地摊上，发现韩老师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说，五角钱买了，觉得写得还算不错嘛，怎么没有人知道韩石山会写小说？若干年以后，韩老师在文坛声名鹊起，因为他的杂文，因为他的历史考证，这才是韩老师的本尊。 　　那次承韩老师鼓励，他对我的文字印象好像也是语言方面，主要是理论文字，当时就给我介绍了谢咏、阎晶明，都是山西评论界明星。阎晶明当时供职山西作协理论部门，就像韩老师的小兄弟，马上赶到韩老师家来见面，后来还给我写过一篇书评。今天，他已经进入中国作协的“领导班子”了。 　　韩老师特别推荐我向天津的《文学自由谈》投稿。他说，这是你的路子。 　　之前，其实我已经向《文学自由谈》投过稿，大概因为脾性没有摸对，没有什么效果。早在《文学自由谈》创刊初期，我就注意到了。 　　在我从小长大的武汉，就有不少个人和单位长期订阅《文学自由谈》。比如在《武钢文艺》编辑部，因为经费紧张，每年都会对上一年的刊物进行订阅评估，他们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订阅《文学自由谈》。 　　因为这个刊物的确好看，值得看。如果说中国有百家争鸣的地方，毫无疑问，非他莫属。 　　一个人做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觉得批评也是这样，批评一次两次可以，难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地批评。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评论以表扬与自我表扬为主，不提倡批评，尤其是真正的批评，如果有批评，也是小骂大帮忙。《文学自由谈》的出现，打破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惯例，也有阴天了，也发现雾霾了，甚至还有隆冬。 　　其实现象早就存在，只是皇帝的新衣，没有人敢去说而已。 　　所以，《文学自由谈》的土壤早就在那里，开发出了一种别样的田园。他人园子里面都是花朵，甚至花朵多到连绿叶也没有了;自由谈的园子里面出现了绿叶，出现了黄叶，甚至出现了枯枝和芒刺。 　　我后来的幸运就是得到了任芙康的赏识。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还不敢说是作家，得到一家杂志的认可，意味着走上正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任芙康对我具有拨乱反正的作用，要不然，我还是在什么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方面像个无头苍蝇。 　　《文学自由谈》就像满汉全席，主编就像个大厨，我非常高兴的是，他让我做了一道配菜，而且一配就是好多年。在这桌文学批评的大餐里，我有幸见识了那么多大菜、硬菜――李国文、韩石山、陈歆耕、毛志成、陈冲、李建军多位高手。 　　通常，写杂文的人都是个性很强的人，他们都有捍卫自己观点的习惯，执着甚至过于执着，乃至到捍卫自己缺点的地步。要把这样一些人团结在刊物的周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相当的个人影响力。我在任芙康身上看到了这种力量。 　　在他的身上，你能明显感觉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后，那些具有传统文人形象的编辑。他们十分认真地从来稿中发现好的文章，非常认真地给你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见，甚至上山下乡，不远千里找到作者所在地，深入浅出地和你面对面交换对文坛对作家对作品的看法，让你心服口服。今天的文坛，哪里还能见到这样懂得传帮带的编辑？都是作者、尤其是我这样的业余作者主动找上门去，编辑、尤其是主编是不大可能到下面来看望我们的。其实在这十几年期间，我不止一次路过天津，都只是在火车站短暂的停车时想到这个地方对我的意义，想到这里的杂志、编辑对我的帮助，心里是不敢随便打扰他们的。 　　任老师却是有几次趁会议空隙来走访沿路的《文学自由谈》作者。有一次他途中感冒，到了我这里已经十分严重，还是打趣自己的一路凶险――从蛇口出来，经过虎门，掉进猪（珠）海，让我们哈哈大笑。我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