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类型与类型文学”笔谈（一）.doc

“文学类型与类型文学”笔谈（一） 　　主持人语： 　　近十数年来伴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繁荣而来的，是中国文坛格局的重组和巨变。网络媒介的书写传播方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类型的划分日益失效，而所谓的文学上的雅俗对立模式也越来越难以有效阐释日益复杂的文学现实。某种程度上，文学真正迎来了“大众化”时代的到来，这从大众参与的深度，及其阅读和传播的广度来看，似乎都是如此。“类型文学”在今天的极盛即是其鲜明表征和不争的事实。但问题或疑问也随之而生。“类型文学”的繁荣虽带来文学的某种“复兴”，但这时的文学是否早已偏离了我们原来意义上的文学范畴，其对传统文学的冲击是否仍可以看成是对读者和市场的争夺？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类型划分之间有无区别，其类型化模式化的规定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对立关系能否有其转化的可能？相比此前的通俗文学，“类型文学”带给我们的是否仅仅文学生产传播方式的技术变革，其与当今时代及其全球化语境之间有无内在的或本质的联系？对于研究者而言，面对如此迅猛的文学变局，我们所需要做的似乎已不仅仅是接受其既成事实，更是批评和理论上的新的话语的摸索，和对多重阐释的寻求。围绕以上问题，我们组织了这一场关于“文学类型与类型文学”的笔谈文章，文中有些观点和见解虽不一定确切，但对如何阐释当下的“类型文学”仍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或可作为参考。 　　主持人：张颐武 　　类型小说的当下性 　　张颐武 　　如何认知当下的类型小说？还是要从历史脉络来思考。 　　中国的类型小说其实是中国现代性下出现的文学现象，从晚清到民国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其实就是典型的现代性的类型文学。这种类型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许多重要的元素，同时是现代报刊和出版业兴盛和新的市民群体涌现后出现的新现象。它的出现赋予了原本在传统社会中地位低下的通俗文学类型小说以新的不同的位置，但又在五四之后以“新文学”为中心的崛起所尖锐否定和批判。类型小说在现代中国有其相当完整和固定的类型，其中有些类型与传统社会中的通俗文学有其承袭的因素，如武侠这一现代中国最具有人气和影响力的类型小说就是传统的侠义小说的延伸和变化。言情小说在中国也有很长的传统，但这些类型都经历了现代的转化。武侠小说在华语文学中的转变的历史就是很有趣的例子。它在近现代中国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在五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变化中，在港台和海外找到了自己的新的空间，然后又在八十年代之后在大陆产生巨大影响。有些外来的类型在中国发展，也一直持续下来，如科幻、侦探等类型近代以来被引入中国，也在五十年代之后的社会变化中仍然以新的形态存在，如侦探小说成功转化为“反特”文学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下一直在延绵。直到文革期间的《海岛女民兵》还有它的余韵。 　　类型小说在现代中国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被认知为所谓的“旧派”小说，这种现代性的产物由于和传统并没有根本性的断裂而被视为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部分而受到五四新文学的批判和否定。而其实在传统中这种通俗文学也是受到鄙视的。被认为是和传统的“文”的崇高地位不相称的东西。朱自清对这一问题做过最为清晰的梳理，他高度强调“新文学”的选择和当时作为民国时代通俗文学的“鸳鸯蝴蝶派”之间的决裂：“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写的多是恋爱故事，但不是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有时也有为恋爱而恋爱），总带点把恋爱当游戏的态度。看小说的，也是茶余饭后，躺在床上看看。虽然看到悲哀的时候也流几滴眼泪，但总不认真似的。他们的文学大部分是文言，就是用白话，也是从旧小说里抄来的，不免油腔滑调。新文学在文学方面的态度很认真。教你不能不认真的看。有的人看惯了旧的，看新的作品觉得太正经，不惯，在内容方面，注重攻击礼教讽刺社会，发掘中国社会的劣根性而表现出来，在这方面见出认真的态度。”这些论述的着眼点并不仅仅是放在“新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而是强调属于同时代的“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差异。这里所提及的阅读习惯带来的根本性的区别，标定了“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的根本性的区别。朱自清提出了传统文学观中的“奇”的概念，并将这种观念阐释为一种尚未具有“现代性”的落后的观念，将它和“新文学”的表现的特点加以比较。朱自清指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倒合乎中国小说的传统，中国小说本来是着重‘奇’的。……奇就是不正经，小说就要为的奇。……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就在满足好奇的趣味，所以能得到许多读众。新文学却不要奇，奇对生活关注较少。要正，要正视生活。反礼教，反封建，发掘社会病根正视社会国家人生，因此他们在写作上是写实的，即如狂人日记，里面虽然是象征意义，但却用写实笔法来写，这种严肃的态度，维持不断。”这些论述都在讨论“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在“正”与“奇”的二元对立中建构了“新文学”在中国“现代性”文化中的中心和正统的地位。这个形成了整个现当代文学史上对类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