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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写作”的蜕变 　　批评家李陀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要重新反思80年代文学的负面遗产，并认为这些负面遗产对当下的写作造成了比较消极的影响。在这些“负面遗产”中，李陀尤其认为对所谓的现代主义写作反思不够。李陀引用了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将先锋文学和现代主义写作进行区别，认为先锋派有其批判性和社会内容，而现代主义则更注重技巧性，缺乏对社会历史的深刻全面观照，“由于受现代主义纯文学这样一个文学观念、文学范式的影响，我觉得我们非常有才华的70后、80后、90后没有完全摆脱开，表现之一就是格局小。……他们的写作都关心的是个人世界，而且把个人世界等同于世界，或者把文学世界等同于世界。现代主义通过80年代文学持续地影响着我们这些新生代作家。”[1]李陀的观点当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中对一些概念的演变也需要做更仔细的甄别，比如现代主义与纯文学的关系。但是，李陀依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思路，去反思当下写作――尤其是更年轻的作家写作所出现的症候。如果仅仅是从文学技术的层面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说，经过近30年对西方现代主义写作的模仿、借鉴和学习，现代主义写作几乎变成了一种被内化了的技艺，“若干年以后，面对行刑队，某某将会想起……”“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等经典的现代主义句式几乎成了写作的流行语。在2014年，我们已经很难像80年代那样去指认什么作品是现代主义写作，什么样的作品不是现代主义写作，在最极端的例子中，比如作家宁肯的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中，极具社会性的内容（反腐问题）被高度形式化的文本所收纳，呈现出混合了80年代精神气质和当下生活的芜杂面貌。在这种情况下，也许讨论什么是“现代主义写作”会像1985年左右讨论“真伪现代派”一样陷入理论先行的误区，至少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主义写作并非一个元概念，而一直是一个历史化的概念，因此，要真正有效地反思现代主义写作的负面遗产以及当下写作的现代主义“谬误”，就应该进行一次小小的历史探源。 　　一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现代主义写作自1980年代以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生期，除了带有普及性质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引起的关于现代小说技术层面的讨论以外，更值得注意的是1985年发表的刘索拉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这部小说真正引起了关于“现代派”写作的争论。其支持者认为这部小说代表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现代派写作，“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的中国现代派作品。”[2] 如此认定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说展示了一种强烈的散发着二十世纪现代气息的自我意识”， “以自己的头脑思索社会，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人生”， “不低估自己的价值，也不夸大自己的作用”[3]也就是说，是否塑造出了具有现代自我意识的“个人”，成为衡量现代主义写作的重要标尺。即使认为《你别无选择》是“伪现代派”的评论家也是以此为标准，来指责《你别无选择》中的“个人”还不够“现代”。1980年代围绕现代主义写作的争论纷繁复杂，这里不一一叙述。今天我们回头去重新观察这一作品及其围绕的争论，可以明确如下几点：第一，《你别无选择》所塑造的“具有现代自我意识”的个人在纵向的历史轴中对应的是“无现代意识”的“非个人”，也就是自“延安讲话”以来的以集体（集团）主义、革命主义为旨归的“非个性主义者”；第二，这一现代主义“个人”在1980年代“文化热”和“美学热”的知识演绎中，被借来充当一个与西方同步的“符号化”所指，并以此满足了80年代文化界（乃至整个知识界）走向世界的文化幻想症；第三，正是在这样的话语挪移中，正如杨晓帆重读《你别无选择》所发现的，“因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个人的精神危机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生成的，所以批评家们将‘文革’创伤作为小说中自我意识萌发的根源，因为西方现代主义表达的是处于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中的现代人体验，所以批评家们又把小说中的人物看作城市青年的病态惶惑，这样的平行比较确有其合理性，但却丧失了以更直接的中国经验充实‘现代主义’的可能。”[4]实际上，以《你别无选择》为代表的80年代“现代派写作”依然可以被归入为一类“青年问题小说”，它的发生学，可能并非一个普遍的“现代人”的焦虑，而更是1980年代社会转型中青年人升学、就业、个人成长和个人发展的困惑和焦虑，“如果把《你别无选择》当作一个问题小说，它其实提供了一个在中国80年代初改革进程中，讨论如何构造‘新人’，思考理想自我如何构成的契机。这本来是个两步走的问题，但当时的批评家在跃入现代的渴望中，显然只专注于前者，发现了自我，却又陷入了不加反省的西方个人主义逻辑中，他们似乎乐观地相信有着现代自我意识的个人一旦生成，只要打破体制束缚和传统桎梏，就能走向成长的殿堂。”[5]这其实是一种个人――（西方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式的个人）对另外一种个人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