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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诗歌精神”的历史性终结 　　对于大部分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阅读诗歌的人而言，“第三代诗歌”曾经是一份丰厚的馈赠。“第三代诗歌”的狂欢实验有效地修复了被中学语文教育败坏了的审美视力和阅读胃口，它为很多当代诗人完成了语言和精神启蒙。九十年代的校园诗人，谈论“第三代”至少代表了相应诗歌品味和眼界。“第三代诗歌”发生于重写文学史的八十年代中期，烽烟四起的诗歌诸侯，又大都是具有强烈文学史意识的旗号派，写作上虽然个性迥异，但出场时则每每拿出啸聚山林的架势，以一个比一个响亮的口号标新立异。这一局面导致的结果，便是“第三代诗歌”迅速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本，并成为相对稳定的文学史概念，成了叙述八十年代诗歌绕不过的叙述模型。而当年的“第三代”代表诗人也逐渐从新锐、先锋，变成了今天的名家、前辈。 　　今天为何还谈“第三代诗歌”，它不是已经终结于八十年代末了吗？诚然，作为诗歌运动的“第三代”在九十年代来临之际戛然而止，但其诗歌精神却在社会转折中有所转型，并延展到了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的写作中。因此，“第三代”对于我们而言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历史话题，更是一份在很多场合仍被频繁使用的遗产――即使历史情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觉的诗人们已经在诗歌创作中完成了对第三代的反思和超越，但仍不乏“第三代诗歌”的徒子徒孙们，固守着一种因为体制化而显得理直气壮，内在却相当乏力的写作立场沾沾自喜。因此，审视“第三代诗歌精神”的历史性终结，思考如何在当代立场上反思和消化“第三代诗歌”遗产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第三代诗歌”来自于“第三代诗人”的自我命名，据说是1982年10月由四川的万夏、胡冬、廖希等人提出。一次在重庆有三十多个诗人参加的聚会上，他们用“第三代诗人”来自我命名，以区别于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第一代诗人，和以北岛等“今天派”为代表的第二代诗人。“第三代”的指称对象事实上存在着差异：“一种意见是，它专指始于八十年代前期由韩东、于坚等倡导，由‘他们’‘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社团继续展开的诗歌：主张诗与‘日常生活’建立有‘实效’性质的连接，与‘浪漫主义’模式保持警觉的距离，在诗歌风貌上呈现‘反崇高’‘反意象’和口语化的倾向。其他的理解，则倾向于将‘第三代诗’看做‘朦胧诗’之后青年先锋诗写作的整体，即泛指‘朦胧’诗之后的青年实验性诗潮。”[1] 　　我认同后一种界定，如果抛开对“第三代诗歌”过于琐碎的派别划分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它事实上共享着至少四种诗歌精神，或者说写作伦理。我们会发现这些诗歌精神、写作伦理在“第三代”作为运动终结之后的延续，我们也将看到它们在当下语境中渐渐失效的困境。 　　必须指出，这里的终结指的是它作为诗歌启示者――先锋角色的终结。作为一种个人选择或局部选择，这些资源依然还会发挥作用，事实上至今仍有不少诗人把这些诗歌精神作为写作最重要的、启发式的资源。正因如此，它们还在某些角落被当成先锋的面具，这构成我们今天煞有介事地谈论“第三代诗歌精神”终结的前提。 　　口语诗歌解构伦理的终结 　　洪子诚说，如果把“第三代”看成是后朦胧诗的青年先锋诗歌写作整体，则“‘反崇高’‘口语化’等特征并非‘第三代诗’的全部”，这反过来说明，反崇高、口语化被很多人视为“第三代诗歌精神”的最重要特征。 　　反崇高的价值立场，口语化的语言实践，日常化的题材趋向是这种以日常伦理颠覆革命伦理的解构性精神的重要特点。“第三代诗歌”中，这一派日后被强调得最多，既因为他们旗帜鲜明、团队作战，具有标签效果、轰动效应，也因为他们的这种以日常解构宏大的话语立场在九十年代的新背景下获得了来自现实的更充分的支撑。 　　“第三代”这一脉以“他们”“莽汉”“非非”等为代表，包括“废话诗人”杨黎在内。他们以解构的姿态面对过往宏大的叙事，把柔软绵密的语言品质和日常生活带进诗歌。这种语言策略发端于八十年代的韩东、于坚等人，更被九十年代被伊沙、沈浩波等人所充分发挥，在具体的诗歌实践中主要呈现为反讽和口语的双向尝试。反讽和解构带来洞开生活的快感，但也使诗歌精神格局变得促狭。所以，日后不少诗人探索口语诗性，但并不一定呈现为反讽实践，比如于坚和韩东，这一现象提示着反讽式写作的内在限度。但口语反讽在九十年代、新世纪也不乏后继者，通过网络而广为人知的赵丽华“梨花体”、乌青“废话诗”都是这一脉在新世纪的延续。 　　我们反对大众阅读对口语诗歌的诋毁，却不能不指出：时至今日，口语反讽已经成了一种乏力的手段，既不能维持一种批判性的写作，与当代现实短兵相接；又不能培育强大的精神根系，为恶质丛生的时代寻找精神确认的资源。口语反讽于是成了一种聪明人的语言游戏，在一个虚假的敌人面前耍枪，以挠痒痒的方式成为一种安全的诗法，甚至成为媒体争相消费的对象，杨黎、伊沙、赵丽华、乌青等人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