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创作研究、创新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docVIP

“花儿”创作研究、创新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花儿”，作为一种文化，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发展衍变着，它在青海区域性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青海得天独厚的文化艺术资源。尤其，2009年“花儿”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似乎在一夜之间，从乡村田野进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西北大地遍地开花，并在诸多文化业态中独占鳌头，成为一种大众主流文化，这是“花儿”之幸，是人民之幸，也是人类之幸。 　　一 　　长期以来，“花儿”深受封建传统思想的窠臼和束缚，视唱“花儿”为一件最不光彩的事情，将其称之为“野曲”，一直藏在深山中，停留在“民间封闭状态”，难登大雅之堂，很难有所突破，也很难有所作为。不管是歌手，还是创作、研究人员，都无奈地扮演着“业余爱好者”的角色，社会严重缺乏系统的延展性和开拓性，近而直接影响了“花儿”的传承发展。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人们思想观念有所改观，开始认识到“花儿”在地域文化圈中的地位，青海“花儿”在传唱、创作、研究等方面也相应有了一些突破，出现了像朱仲禄一样集挖掘、整理、传唱、研究为一身的集大成者，在他70多年的“花儿”演唱生涯中，编创了一千余首“花儿”，其《花儿与少年》《上去个高山望平川》《下四川》等，至今成为“花儿”史上的经典作品而难以超越。进入九十年代，原青海省民族歌舞剧团青海“花儿”艺术团应运而生，多年来，艺术团足迹遍及青海的山山水水和甘肃临夏等地，曾获国家乌兰牧骑艺术团称号，为“花儿”艺术的传承与普及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北各省区由于自身在文化品牌打造上的种种需求和目的，文化界有了“花儿品牌在宁夏”、“花儿研究在甘肃”、“花儿演唱在青海”的争论。各省为树立当地文化品牌，纷纷将眼光放在散发泥土气息的本土文化――“花儿”艺术上，因而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区对“花儿”的重视程度空前高涨，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想象，以至于一段时期内在省外有了“花儿”是“宁夏民歌”、“回族民歌”的论断。甘肃省顺时也把“花儿”写进小学课本、请进了大学讲堂，他们甚至把《花儿与少年》的知识产权注册到了他们的名下。一时间，在“花儿的起源”、“花儿的故乡”等问题上各省大做文章，你争我夺，互不相让。而在青海，“花儿”虽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但由于民族风俗、宗教习惯、歌手素质、观众需求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花儿”的发展道路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很不平坦，再加上“花儿”歌手的良莠不齐，观众层次的鱼龙混杂，使“花儿”文化一直处于一种停止不前的尴尬境地，严重阻碍了“花儿”在青海的发展与壮大。在青海民间，“花儿”依然只是以一种“野曲”的名分，偷偷填补着老百姓在荒山野地里的一点娱乐情趣；在社会上，青海“花儿”始终徘徊在青海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难成气候。因此，有青海“花儿”人概言，如果我们再不奋起追赶，过不了几年，“花儿”将真的与青海无缘了。 　　二 　　几百年来，世居我省的汉、藏、土、回、撒拉、东乡等民族，创造了灿烂、悠久的民族文化，他们在多年的相互交融、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地独具特色和自成体系的多种不同的“花儿”唱法和“花儿”调令。据不完全统计，流布青海地区的“花儿”曲令达250余种之多，尤其“上去高山望平川”“花儿与少年”、“下四川”“雪白的鸽子”等经典曲令家喻户晓，而土族的“梁梁上浪来”“黄花儿姐”“杨柳姐”等“花儿”曲令音域宽广、旋律起伏频繁，自由辽阔；撒拉族的“孟达”“三花草”“清水”令“三起三落”等“花儿”曲令高亢明亮，自由奔放。这是西北任何省份和地区都无法争夺的雄辩的历史事实。如何将这一宝贵的“花儿”文化资源进一步传承和发扬？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省政府及文化部门清楚地意识到，打造“花儿”品牌在青海文化建设中尤为重要，他们审时度势，高度重视，奋起直追，利用我省独一无二的“花儿”资源优势，积极打造青海“花儿”品牌工作，经过我省文化部门历经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在“花儿”的传唱、创作、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青海“花儿”得到了空前的活跃和繁荣，呈现出了以应用研究和学术研究并举，理论研究和演唱实践结合的新局面。 　　近年来，我省“花儿”创作、研究、演唱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花儿”人才辈出，曲令风格多样，“花儿”地方和民族特色，逐步得到彰显，从形式到内容，从成果到阵容，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引起了省内外的普遍关注。在挖掘、整理、传承好“花儿”艺术的同时如何将“花儿”创新发展，青海省文化馆馆长颜宗成对此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几十年来他兢兢业业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汗水。2004年他和他的团队精心策划、倾力打造的西宁凤凰山“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充分发挥出中心城市向全省示范、引领和辐射的作用，已成功举办了十三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