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体”与“随笔体”.docVIP

“论文体”与“随笔体” 　　 “论文体”和“随笔体”是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两种文体。 　　 “论文体”大约相当于时下评论界常说的“学院体”，它是现代学术体制和学术规范的产物，是近代以来源自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席卷人文社会学科的结果。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与胡适关系甚大，胡适将西方的“科学”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相结合，建构了现代学术体制。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体现出比较强的考据化、历史化倾向，相对忽略义理和辞章，忽略文学评论和鉴赏。而“随笔体”由于与中国的散文传统相衔接，与“论文体”相比较，更像是文学创作，更像我们一般所说的文章。 　　 在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随笔体”是占据重要地位的。到了1990年代，“论文体”逐渐取代了“随笔体”的位置。这里有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知识分子被外力逼进书斋。而从学术体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则是从注重个人的个性、才气、感悟走向注重客观、学理性，追求严密的学术研究。强调论文的学术规范，也有反对当时流行的政论式文学批评之意。知识界以一种退居书斋、构建学术共同体的方式保持与政治权力的距离，可视为一种含蓄的反抗。学术体制的日益严密，导致学界风气重文学史研究，轻当下的文学批评，有所谓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之说。写作者的个性从文章中相对隐退，个人的思想、观点通过一系列的学术规范表现出来。当然，外在的原因，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学院获得了大量的经费资助，社会科学人文知识分子被规训于课题、项目之中，而种种课题要求的成果都是严密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随笔体”的文章不计入学术成果的考核。这两年许多重要的发表学术论文的核心期刊也获得各种资助，而那些以“随笔体”为主的文学评论杂志则很少得到这样的资助。这都以一种制度性的方式强化了知识分子的“书斋性”，减弱了其公共性。 　　 对于这两种文体的利弊得失，近年已有不少评论，尤其是“论文体”，由于占据主流地位，又常常以一种让普通读者难以接近的面目出现，更成为众矢之的。而这种对于“论文体”弊端的过分强调，又往往失去分寸，甚至矫枉过正地将学理性作为弊端之源。为了更清楚地看清两种文体各自的特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些简单的比较。 　　 第一个方面是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介入。这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面对读者的亲和力和开放性来看，随笔体因其写作形式灵活，显然更容易为更多的读者尤其是没有经过学术训练的普通读者所接受。而论文体为求表述谨严，受缚于学术规范，相当于是戴着镣铐跳舞，而时常借助的文学理论和学术术语，容易给人一种穿靴戴帽之感，往往拒普通读者于千里之外，其有效读者多是限定在学术共同体内部。所以人们常常说“论文体”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等等，但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目下的“论文体”存在的真正的弊端并不在于不接地气、不向更广大的读者敞开，而恰恰在于其学理性和问题意识的欠缺，横向移植外来理论的南橘北枳，理论使用的削足适履，逻辑层次的有欠分明，或者是躲藏在理论术语之中，用理论隔开了评论者与丰富的文学现实。当然，对理论、术语的滥用、误用，的确会使文章变得佶屈聱牙，甚至沦为无法理解的黑话，但我们不必因此反对理论、术语，也不应由此要求学术论文变得老妪能解。好的学术论文，并非完全不借鉴理论，而是“化用”理论，而即便是这种“化用”，也仍然对读者的接受能力和知识背景有一定的要求。以艰深文其浅陋，固然可恶，但是我们亦不必因此满足于仅仅停留在“浅易”的地步。其实，任何一种文体，都不可能面向所有人敞开。不光文学批评如此，文学创作也是如此。比如鲁迅的《野草》，就是一个封闭的结构，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伟大。前几年有人做了一个“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四大名著全部入围，近代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雅俗共赏典范的《红楼梦》，更是高居榜首。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是《红楼梦》出了问题，而应该认为是我们的读者出了问题。所以面对那些不接地气、不对读者敞开的指责，“论文体”批评完全可以保持适度的矜持。 　　 二是从与文学评论对象的契合程度来看。“随笔体”本身往往也使用文学化的语言，直观感悟式的点评，使用得好，容易有鲁迅所说的“直语其事实法则”的功效。为了区别文学（诗）与科学（学术），鲁迅曾做了一个“为热带人语冰”的比喻――要告诉热带人何为“冰”，从科学的角度解释其特质、形成原理，其直观的效果远不如使他直接触摸到冰。所以鲁迅认为文学在“理密”方面不如学术，但是它能将“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鲁迅：《摩罗诗力说》）。在这里，鲁迅显然认为在面对那些“微妙幽玄”的“人生诚理”时，科学分析的方法，其效果是不如直观感悟式的方法的。而“论文体”的文章，使用的正是分析的方法，注重学术性，追求“理密”。仍然借用鲁迅的“冰喻”，热带人通过触觉接触